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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取景框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凉亭

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

洗澡

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严肃的谈话

平静

大众力学

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

还有一件事

前言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前言]做一个优秀读者

大概10年前，我所在的杂志还没有现在这样忙碌，主编朱伟先生还有闲情给我们上古典音乐欣赏课，他拿来马勒的交响曲给我们听，适时的有两句讲解，那时候谈一篇稿子的好坏，也往往从庄子和莎士比亚说起。有一天下午，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我说，看昆德拉。他皱眉头，怎么还在看昆德拉?那时候，米兰〃昆德拉已经流行了很多年，朱伟先生对他评价不高——也就是个三流小说家吧。朱先生原来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在《读书》杂志写专栏专门评点小说，我当然很相信他对小说的鉴赏力。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上了一堂小说课，主要讲的就是卡佛的小说，他甚至把《离城不远有那么多湖泊》的故事复述给我听。后来，我找到了于晓丹翻译的那本卡佛小说集。据说，朱伟担当小说编辑时，郑重向于晓丹建议，要多翻译卡佛的小说。

2008年年初，我在选题会上说，现在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翻译家，有字幕组，有翻译大学课程的项目，“有一个家伙在上海，专门翻译卡佛的小说。”那天会议上，我们确定做这样一个题目叫“互联网翻译家”。

我是在“3rdcolour”的博客上看到小二翻译的小说的，“3rdcolour”在兰州，他喜欢看卡佛的小说，但很难找到书，就建了个博客，叫“寻找雷蒙德·卡佛”。小二老早就开始翻译卡佛，也找到这个博客，他把自己翻译的作品给“3rdcolour”寄过去。很快，我就和小二敲定在上海见面。我们大概谈了有4个小时，然后呼朋唤友一起吃了顿晚饭。小二打篮球，喜欢合唱，是个高级管理人员加高级工程师，但自称是个焊电路的，这不是那种假装的谦卑，而是他打心眼里认为，挣钱做生意造福于别人服务于社会，这还不够，最好还要给“文明”做出一点儿贡献。

再后来，我采访陆建德老师，陆老师给我讲凯恩斯的一个小故事——1945年，凯恩斯从《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trusteesof……)，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故意让众人失望：“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那帮朋友——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那帮艺术家和作家。

咱们这里的经济学家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咱们这里的作家也担当不起这个。即便是看小说的人，也多数自甘于边缘和异类了，你要是一不小心成了文化消费的“主流”，那你得多差劲啊。所以，偷偷看点儿一般人不知道的小说，就我而言，是特别有优越感的一个事儿。

那次，在上海，麻省理工学院的亨利·詹金斯(HenryJenkins)先生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互联网上正兴起一种“参与文化”，推动这种文化形成的是“粉丝”，全世界的“粉丝”联合起来，共享信息，他还说，互联网可以兴起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以往一个孩子要了解世界，就要到处去旅行，见识各地的文化，现在他可以通过互联网更加便捷的了解这个世界。嗯，这位先生说的多好啊。

2008年冬天，译林引进的卡佛小说集出版了，我问小二，怎么还不见他的译本有动静，他好像并不着急。自打上海的采访之后，我们没再见过，有什么事情都通过网络交流，比如豆瓣的“卡佛小组”。还是通过互联网，我看到一个读者对卡佛的评价——“卡佛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么他必定也同样有这样属于他自己的不可复制的气质，这和他是不是一个LOSER，是不是一生穷困，是不是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没关系……你要是硬要我说属于卡佛的独一无二的气息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也不想说，反正书里的一切都是这个叫做雷蒙德·卡佛的家伙的，那只老孔雀，那只恶心的耳朵，那只面包圈，软座车厢，这些都是他的，这个穷鬼的，这些平常的卑微的不起眼的琐碎日子，就这样成了永恒，而他拥有这一切，永远拥有。”

这个帖子现在就贴在“寻找雷蒙德·卡佛”的网站上，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谁，但他绝对是小说的“优秀读者”，在我看，“3rdcolour”、小二，包括区区在下，都算是卡佛的“优秀读者”，这个名词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里提出来的。当然，从喜欢卡佛的小说到动笔翻译其所有的小说，小二俨然是个“翻译家”，我们不过是一帮乐于分享，懂得欣赏的“粉丝”，愿意把卡佛的东西炒得热一点儿，但是，面对卡佛，还有更多的一些了不起的作家，做一个“优秀读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厨房里，他又给自己倒了杯酒，看着前院摆着的卧室家具。床垫上面罩着的已被扒了下来，条形图案的床单就放在梳妆橱上摆着的两个枕头的边上。除此以外，其他东西与在卧室时的摆放一模一样——他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她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

他那一边，她那一边。

他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想着这个。

梳妆橱立在离床脚几尺远的地方。那天早晨他已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都倒进了纸箱里，那几只纸箱在客厅里放着。梳妆橱边上摆着个便携式的取暖器。紧靠床脚的是一张上面放着装饰用枕头的藤椅。擦得亮晶晶的铝制炊具占据了车道的一部分。桌子上盖着一块黄色平纹细布桌布(一件礼品)，桌布很大，从桌子的四边搭拉下来。桌子上放着一盆蕨草和一盒刀叉，还放着一个唱机(也是一件礼品)。一台落地式大电视被放在茶几的上面，离它几尺远的地方放着一张沙发、一把椅子和一盏落地台灯。写字桌抵着车库门放着，上面有几件厨房用具、一台壁钟和两幅装了镜框的画。车道上还放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咖啡杯、玻璃杯和盘子，每个都用报纸包着。那天早晨，他清空了壁橱，除了客厅里放着的三个纸箱外，所有东西都从房子里搬了出来。他拖了根延长线出来，把所有电器都接通了。每件都能工作，跟在屋里时没两样。

不时会有辆车慢下来，有人往这瞧上一眼。但谁都没停下来。

他突然觉得，要是他也不会停下来的。

“肯定是在卖旧货。”女孩对男孩说。

女孩和男孩正在布置一个小公寓。

“看看床要多少钱。”女孩说。

“还有电视。”男孩说。

男孩拐上车道，在餐桌前把车停住。

他们下车查看东西。女孩摸了摸平纹细布桌布，男孩插上搅拌机的插头，把旋钮转到“切碎”那一档，

女孩拿起一个陶土罐，男孩打开电视，稍稍调了一下。

他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他点了根烟，四周看了看，把火柴弹到了草地里。

女孩坐在床上，她脱掉鞋子，躺了下来。她觉得她看见了一颗星星。

“过来，杰克，试试这个床。拿个枕头过来。”她说。

“怎样?”他说。

“过来试试。”她说。

他四周看了看，房子里面漆黑的。

“我觉得有点怪。”他说。“最好看看家里有没有人。”

她在床上蹦了蹦。

“先试试看。”她说。

他在床上躺下，把枕头垫在头下。

“觉得怎样?”她说。

“挺结实的。”他说。

她侧过身来，把手放在他脸上。

“吻我。”她说。

“我们起来吧。“他说。

“吻我。”她说。

她闭上眼睛，抱住了他。

他说，“我去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但他只是坐了起来并在原处呆着，让人觉得他正在看电视。

街上左邻右舍的灯都亮了起来。

“会不会有点滑稽，要是……”女孩没说完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男孩笑了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打开了台灯。

女孩赶走一个蚊子，男孩随即站起身来，塞了塞他的衬衣。

“我去看看家里有没有人。”他说。“不像有人的样子。但如果有的话，我问问价钱。”

“不管他们要多少，砍掉十块。这个主意没错。”她说，“此外，他们肯定很急迫或是什么。”

“很不错的一个电视机。”男孩说。

“问他们要多少。“女孩说。

男人拎着一个超市的购物袋沿着人行道走来。他买了三明治、啤酒和威士忌。他看见了车道上停着的车和床上的女孩。他看见了打开的电视机和阳台上的男孩。

“哎，”男人对女孩说。“你发现这张床了。很好。”

“哎，”女孩说，站了起来。“我刚才只是试了试。”她拍了拍床。“很好的一张床。”

“是张好床。”男人说，他放下袋子，拿出啤酒和威士忌。

“我们以为这里没人。”男孩说。“我们对这个床，或许还有这台电视感兴趣。也许还有这张写字桌。这床你想卖多少钱?”

“我本想卖五十块。”男人说。

“四十块愿意吗?”女孩问道。

“四十就四十。”男人说。

他从纸箱里取出一个玻璃杯，去掉上面包着的报纸。他打开了威士忌酒瓶的封口。

“电视机呢?”男孩说。

“二十五。”

“十五块愿意吗?”

“十五块可以。十五块我愿意。”男人说。

女孩看着男孩。

“孩子们，你们要喝一杯的话，”男人说，“杯子在箱子里。我得坐下了。我就坐在沙发上。”

男人在沙发上坐下，往后一靠，盯着男孩和女孩看。

男孩找出两个玻璃杯，往里面倒威士忌。

“够了，”女孩说。“我想往我的里面搀点水。”

她拉出一把椅子，在餐桌旁边坐了下来。

“那边的水龙头有水，”男人说。“打开水龙头。”

男孩端着搀了水的威士忌回来。他咳了一声并在餐桌旁坐下。他咧开嘴笑了笑，但没有喝酒。

男人盯着电视机。喝完后他又倒了一杯。他伸手打开落地台灯。就在这时他的烟掉进了沙发的垫子里。

女孩起身帮他找掉下来的烟。

“你到底要什么?”男孩对女孩说。

男孩取出支票本，把它放在嘴唇边上，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我想要写字桌。”女孩说。“写字桌卖多少钱?”

男人冲这个荒谬的问题摆了摆手。

“你说个数吧。”他说。

他看着桌边坐着的他们。灯光下，他们的面孔看上去有点异样。是善是恶，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去把电视关了，然后放张唱片。”男人说，“这个唱机也卖。便宜。出个价吧。”

他倒了更多的威士忌并打开一瓶啤酒。

“每样东西都出手。”男人说。

女孩递过杯子，男人往里面倒了一点。

“谢谢，”她说。“你真好。”她说。

“它有点上头，”男孩说。“我头晕。”他举着玻璃杯，轻轻地晃了晃。

男人喝完酒后又倒了一杯。稍后他找到了装唱片的箱子。

“随便挑一张，”男人对女孩说，把装唱片的箱子递给她。男孩在写支票。

“这个。”女孩说，她并不认识唱片标签上的那些名字，就随便地拿了一张。她从桌旁站起来，又坐了下来。她不愿意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只写上金额。”男孩说。

“没问题。”男人说。

他们听着唱片，喝酒。然后男人换了张唱片。

孩子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他本想这么说来着，随后他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我不想跳。”男孩说。

“来吧，”男人说。“这是我的院子。你们想跳就跳。”

手臂互相搭着，身体靠在一起，男孩和女孩在车道上来回移动。他们在跳舞。曲子完了后，他们又跳了一只曲子，跳完后，男孩说，“我喝醉了。”

女孩说，“你没醉。”

“嗯，醉了。”男孩说。

男人把唱片翻了个个，男孩说，“我醉了。”

“跟我跳舞。”女孩先对男孩，然后对男人说道，当男人站起身来，她张开手臂向他走去。

“那边的那些人，他们在看。”她说。

“没什么，”男人说。“这是我的地方，“他说。

“让他们看去。”女孩说。

“就是，”男人说。“他们以为这里的什么都见过了。但他们没见过这个，见过吗?”他说。

他的脖子感到了她的呼吸。

“我希望你喜欢你的床。”他说。

女孩先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她把脸埋在男人的肩膀上。她把男人往近拉了拉。

“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她说。

几个星期后，她说道：“这家伙中年人的样子。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院子里放着。没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了舞。就在车道上。哦，天啦。别笑。他给我们放唱片。你看这个唱片机。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唱片。你想看看这些破玩意吗?”

她不停地说着。她告诉所有的人。这件事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她想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后，她放弃了。

取景框

一个没有手的男人上门来卖我我家房子的照片。除了镀铬的铁钩子外，他和一个五十左右的普通男人没什么差别。

“你是怎么失去双手的?”他说完他想说的后我问道。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他说。“你到底要不要这张照片?”

“进来吧。”我说。“我刚做了咖啡。”

我还刚做了点果冻。但我没有告诉这个男人。

“也许我要用一下洗手间。”没手的男人说。

我想看他怎样端住一个杯子。

我知道他怎样拿住相机。那是一架旧的宝丽来①，很大，黑色的。他把它绑在皮带子上，把皮带从肩膀上绕到背后再绕回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相机固定在胸前。他会站在你房前的人行道上，从取景框里找到你的房子，用他的一只钩子按一下按钮，你的照片就会蹦出来。

我一直站在窗户后面观察，明白了吧。

“你说洗手间在哪儿?”

“往前，向右转。”

弯腰，弓背，他把身子从皮带里脱出来。他把相机放在沙发上，又把外套扯扯平。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

我从他那儿接过照片。

照片里有草坪的一个角、车道、停车棚、前门的台阶、飘窗②和厨房的窗户，我就是从那里观察他的。

那么，我为什么要一张这场灾难的照片?

我凑近看了看，发现了我的头，我的头，在照片中厨房的窗户里。

这让我想开了，以这种方式看见自己，我可以告诉你，这让一个男人思考。

我听见冲厕所的声音。他沿过道走来，一边微笑一边拉拉链，一只钩子拉住皮带，一只钩子往里面塞衬衫。

“你觉得怎样?”他说。“可以吗?我个人认为照得不错。我能不知道这个吗?说实话，这事得靠专家来做。”

他在裤裆处抓了一把。

“咖啡在这里。”我说。

他说，“就你一个人，是吧?”

他看着客厅。他摇了摇头。

“太难了，太难了。”他说。

他在相机旁边坐了下来，往后靠时叹了口气，笑起来的样子像是知道了什么但又不想告诉我。

“喝你的咖啡。”我说。

我在想着怎么开口。

“有三个孩子来过这里，想帮我把门牌号漆在路缘上③。他们要一块钱。你大概不做这样的事情吧，做吗?”

这话有点不着谱。但我仍然注视着他。

他装模作样地往前倾了倾身子，杯子平衡在他的钩子之间。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我一人做事。”他说。“从来都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你在说什么?”他说。

“我是想看看这些事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说。

我头疼。我知道咖啡对头疼没什么用，但果冻有时会有点帮助。我拿起了照片。

“我当时在厨房，”我说。“通常我在屋后呆着。”

“经常发生，”他说。“他们就这么站起身来走掉了，是吧?现在你找上了我，我一人干。怎么着?你要这张照片吗?”

“我要。”我说。

我站起身并端起杯子。

“你当然会要的。”他说。“我，我在市中心租了个房间。这没什么。我坐公交车出来，把周围的活都做完后，就去下一个城市。你明白我说的了吗?嗳，我曾经有过孩子。和你一样。”他说。

我端着杯子等着，看着他从沙发上艰难地站起身来。

他说，“是他们让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仔细看了看这副钩子。

“谢谢你的咖啡和让我用洗手间。我很同情。”

他举起又放下他的钩子。

“告诉我，”我说，“告诉我价钱。再给我和我的房子照几张。”

“没用。”这个男人说。“他们不会回来了。”

但我帮着他把皮带绑上。

“我可以给你个好价钱，”他说。“一块钱三张。”他说，“再低的话，我就要赔本了。”

我们来到外面。他调整了一下快门。他告诉我该站在哪里，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绕着房子走。有板有眼的。有时我向侧面看，有时我看着正前方。

“很好。”他会说，“非常好。”他会说，直到我们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又回到房子的前面。“二十张了。够了。”

“不够，”我说。“上房顶。”我说。

“天啦。”他说。他前后看了看。“可以，”他说。“你现在来劲了。”

我说，“全部的家当。他们搬了个精光。”

“看这!”男人说，又举起他的钩子。

我进屋里搬了一把椅子。我把它放在停车棚下面。但够不着。我又拿来一个木板箱，把它放在椅子上面。

在屋顶上呆着感觉还不错。

我站起身来四处看了看。我挥挥手，没手的男人挥了挥他的钩子。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它们，那些石头，它们让盖住烟囱口的铁丝网看上去像是一个石头的鸟巢。你知道那些孩子。你知道他们怎样把石头往上扔，希望把一块石头丢进烟囱里。

“准备好了吗?”我喊道，我捡起一块石头，等着他在取景框里找到我。

“好了!”他喊道。

我让手臂向后伸，大叫一声，“开始!”我尽全力把那个狗日的扔得远远的。

“我不知道，”我听见他在喊。“我不搞动态摄影。”

“再来!”我尖叫道，捡起另一块石头。

①宝丽来(Polaroid)，一种能一次成像的照像机。

②飘窗(BayWindow)，一种向外凸出的大窗户。

③美国很多州要求居民将房子的门牌号漆在门前的路缘上。这有利于消防和救护人员快速找到要找的地址。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那段时间里我遇到了一些事情。我去我母亲那儿呆几个晚上。我上到楼梯顶层时，向里看了看，见她正坐在沙发上吻一个男人。那时正值夏天。门开着。电视也开着。这是我遇到的事情中的一件。

我母亲六十五岁。她属于一个单身俱乐部。尽管如此，还是让人难以接受。我扶着栏杆站在那儿，看着那个男人吻她。她在回吻他，电视开着。

现在情况好多了。但那个时候，在我母亲和别人乱搞的那会儿，我丢了工作。我的孩子在发疯，我老婆在发疯。她也在和别人乱搞。和她乱搞的家伙是个失了业的宇航工程师，是她在匿名戒酒者协会①认识的。他也在发疯。

他叫罗斯，有六个孩子。他走路一拐一拐的，这归功于他第一个老婆的一枪。

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都在想些什么。

这个家伙的第二个老婆来了又走了，但因他不付抚养费而给他一枪的是第一个老婆。我现在希望他一

切都好了。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名字!但那时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我常提到武器。我会对我老婆说，“我想去弄一把‘史密斯威森’②。”但我从来没有付诸行动。

罗斯是个小个子。但也不算特别矮。他留着一撇小胡子，总穿着件一直扣到下巴的羊毛衫。

他的一个老婆曾把他送进监狱。第二个老婆干的。我从我女儿那儿得知，是我老婆保释的他。我女儿梅乐蒂和我一样对此很反感，保释这件事。并不是说梅乐蒂在护着我，她没有护着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无论是她母亲或我。这只是个钱的问题，如果一部分钱去了罗斯那里，那么梅乐蒂就得不到那部分钱了。所以罗斯上了梅乐蒂的黑名单。而且，她也不喜欢他的孩子和他有这么多孩子这件事。但总的来说，梅乐蒂觉得罗斯这个人还行。

他甚至还给她算过一次命。

这个叫罗斯的家伙没了固定工作后，就把时间花在修理东西上。但我从外面看过他的房子。那叫一个乱。到处堆放着破烂。院子里停着两辆坏了的普利茅斯③。

他俩刚好上那阵子，我老婆声称这个家伙收藏古董车。这是她的原话，“古董车”。但它们只不过是些破铜烂铁。

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修理先生。

但我俩有相同之处，我和罗斯，不光是同一个女人。比如，当那台电视机乱跳不出图像时，他修不好。我也修不好。能听见声音，但没有图像。如果我们想知道新闻，我们就得围坐在屏幕前听。

罗斯和玛娜是在玛娜试图戒酒那会儿认识的。她一周参加戒酒者的聚会，我估计，三到四次。我本人那会儿是去一阵歇一阵。但玛娜遇到罗斯时，我正在狂喝烂饮。玛娜去参加聚会，然后去罗斯家帮他做饭和打扫卫生。他的孩子从来不管这些事。除了我老婆，修理先生家连一个肯抬抬胳膊的都没有。

这一切都发生在不久以前，大概三年前吧。那段日子真不好过。

我离开了坐在沙发上的母亲和那个男人，开车在外面转了一会。回家后，玛娜去给我煮咖啡。

她去厨房煮咖啡，我等着她把水烧开。然后，我伸手去摸座垫下面的酒瓶。

我想玛娜也许真的爱那个男人。但他身边还有点别的什么——一个二十二岁，名叫贝弗莉的女孩。作为一个穿系扣羊毛衫的小个子，修理先生混的还真不算差。

他三十五、六岁时开始走下坡路。丢掉了工作，拿起了酒瓶子。我过去曾一有机会就嘲笑他，但我现在不再嘲笑他了。

愿上帝保佑你长在，修理先生。

他告诉梅乐蒂他做过和登月有关的工作。他告诉我女儿他和宇航员们是好朋友。他告诉她只要那些宇航员一来这儿他就介绍他们认识。

那里是现代化的运作，那个修理先生工作过的和宇航有关的地方。我见过那个地方，餐厅里的长队、高层管理人员的用餐室等等。每个办公室都放着“咖啡先生”④。

玛娜说他对占星学、预感和易经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罗斯足够聪明和兴趣广泛，就像大多数我过去的朋友。我对玛娜说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她肯定不会去关心他的。

八年前，我父亲醉着在睡梦里死去。那是星期五的中午，他五十四岁。他从锯木场下班回家，从冰箱里取了些香肠当早饭，又打开一大瓶“四玫瑰”⑤。

我母亲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她正在给住在小石城的妹妹写信。最终，我父亲站起身来并上了床。我母亲说他没有说晚安。但那时候是早晨，当然不会。

“宝贝，”玛娜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对她说。“我们先拥抱一会儿，然后你去给我们做一餐丰盛的晚餐。”

玛娜说，“去洗洗手。”

①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Anonymous)是美国一个互助戒酒组织，酗酒者通过参加定期的会议达到戒酒目的。

②一种手枪的品牌。

③一种汽车的品牌。

④咖啡先生(Mr.Coffee)是一种做咖啡机器的牌子。卡佛这里用”咖啡先生”来比喻罗斯过去的公司职业，并用此和他后来从事的职业——”修理先生”——形成对比。

⑤一种烈酒的名字。

凉亭

那天早晨，她把提切尔提切尔，一种威士忌酒的牌子。浇在我的肚皮上又舔掉。到了下午她想从窗户跳出去。

我说，“霍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事必须了结了。”

我们坐在楼上一个套间的沙发上。这里有很多空房间。但我们需要一个套间，一个可以边走动边说话的地方。所以那天早晨我们给汽车旅馆办公室上了锁，去了楼上的一个套间。

她说：“杜安，这真要了我的命。”

我们在喝加了冰块和水的提切尔。上下午之间曾睡了一小会儿。后来她下了床，只穿了内衣，威胁说要从窗户那里爬出去。我只好搂着她，虽然只有两层楼高。但还是……“我受够了，”她说道。“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用手捂住脸，闭上眼睛。她的头前后晃动，同时“哼哼”地呻吟着。 见她这样我难受得要死。

“受不了什么?”我说，尽管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我不必对你再说了。”她说。“我控制不住自己了。脸也丢尽了。我曾是个那么要强的女人。”

她刚过三十，是个有魅力的女人。高个子，有着长长的黑发和绿色的眼睛，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绿眼睛的女人。过去我常说到她的绿眼睛，她告诉我说正是这双眼睛让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个!

这一桩接一桩的事情让我觉得糟糕透顶。

我能听见楼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它一整天都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叫着。甚至我在打盹时都能听得见。我会睁开眼，凝视着天花板，听着铃声，琢磨我俩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也许我该看看地板。

“我的心碎了，”她说。“成了一块石头。我不行了，最糟糕的是我再也没用了。”

“霍莉。”我说。

刚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时，我们觉得总算熬出头了。不用付房租和水电费，外加一个月三百块。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

霍莉负责账目。她算得清楚，客房大多都是她租出去的。她喜欢和人打交道，大家也喜欢她。我负责庭院里的事，修整草坪剪杂草，维持游泳池的清洁，还做些小的维修。

第一年可以说是万事如意。我晚上做着另一份工作，我们的状况在改善，有了自己的计划。某一天的早晨，我也不知道，这个瘦小的墨西哥女仆进来做清洁时，我刚给一个客房的卫生间铺好瓷砖。是霍莉雇的她。我实在说不上以前曾注意过这个小东西，尽管彼此碰面时说过几句话。我还记得，她称呼我先生。

总之，事情就这样接踵而至。 从那个早晨起我开始留意她。她是个长着洁白牙齿的极好的小东西，我习惯了看她的嘴。

她开始用名字来称呼我。

一天早晨，我正在修一个卫生间的水龙头垫圈，她走了进来，像其他女仆一样打开电视机。就是说，她们在打扫时都这样。我停下手里的活，走出卫生间。看见我她有点意外。她轻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

她刚说完我们就倒在了床上。

“霍莉，你仍然是个自信的女人。”我说。“你仍然是最棒的。别这样，霍莉。”

她摇摇头。

“我心里的东西死了，”她说。“虽然它坚持了很久，但还是死了。是你杀死了它，就像是你劈了它一斧子。现在一切都龌龊不堪了。”

她喝完了酒，然后放声大哭。我试着搂住她，但没用。 我给我俩添了点酒，留神着窗外。

办公室前面停了两辆挂着外州牌照的车子，开车的站在门口说话。其中的一个刚对另一个说完什么，他托着下巴，打量着客房。那儿还有个女人，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用手遮住眼睛，向里面张望。她又推了推门。

楼下的电话响了起来。

“甚至我们刚才干那件事时你还想着她。”霍莉说。“杜安，这太让人伤心了。”

她接过我递给她的酒。

“霍莉，”我说。

“这是事实，杜安，”她说。“别跟我争了。”她说。她手里拿着酒，穿着内裤和奶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霍莉说：“你背叛了婚约。你毁掉的是信任。”

我跪下来乞求。但我脑子里却在想胡安妮塔。这太糟糕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也不知道世界上其他的人会怎样。

我说：“霍莉，宝贝，我爱你。”

有人在停车场按喇叭，停了一下，又接着按。

霍莉擦了擦眼睛。她说，“给我弄杯酒。这杯水太多。让他们去按他们的臭喇叭。我不在乎。我要搬到内华达去。”

“别到内华达去。”我说。“你在说疯话。”我说。

“我没说疯话。”她说。“去内华达一点都不疯狂。你可以和你那个清洁女工待在这里。我要搬到内华达去。去那儿或者自杀。”

“霍莉。”我说。

“霍莉个屁!”她说。

她坐在沙发上，收起腿，用膝盖顶住下巴。

“给我再倒一杯汽水，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操这帮按喇叭的，让他们去糟蹋那个‘游客客栈’，你的清洁女工现在在那儿做清洁吧?给我再弄一杯来，你这个婊子养的!” 她抿着嘴唇，做了个脸色给我看。

喝酒是件滑稽的事。当我回头看时发现，我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喝酒时做出的。甚至在讨论必须少喝点酒的时候，我们也会坐在餐桌，或者是外面的野餐桌旁，喝着半打啤酒或者威士忌。当我们拿定主意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我们花了两个晚上，边喝酒边掂量此事的坏处和好处。 我把剩下的提切尔倒进了我俩的杯子里，又加了点冰块和水。

霍莉从沙发上起身，在床上伸展开身躯。

她说：“你和她在这张床上干过?”

我无话可说。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把杯子递给她，在椅子上坐下。我边喝边想，一切都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了。

“杜安?”她说。

“霍莉?” 我的心跳慢了下来。我等着。

霍莉是我的真爱。

和胡安妮塔之间的事是一周五次，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她在哪个房间打扫就在哪个房间里。我会直接走进她正在做清洁的房间，关上门。 但多数时候是在十一号，十一号是我们的幸运房间。

我们彼此缠绵，但动作迅速。感觉很不错。

我想霍莉也许能够熬过去。她要做的是试着干点什么。 至于我，我还保留着那份晚间的工作。那是份连猴子都可以做的工作。但这里是每况愈下。我们真的是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事情了。

我不再清理游泳池，里面长满了绿苔，客人们不再使用它了。我也不去修理水龙头、铺瓷砖和给墙壁补漆。唉，实际上我俩都喝得很凶。想喝好酒是要花点时间和精力的。

霍莉登记客人时也常出错。她要么多收钱，要么就根本忘记了收钱。有时她把三个客人放进只有一张床的房间，或让一个客人住有一个特大床的房间。我跟你讲，客人在抱怨，有时会吵起来。他们把东西装上车，去了别的地方。 接下来，管理部门的人来了封信，接着又来了一封，是挂了号的。

打来了电话，有人要从城里下来。 但我们不在乎了，这是事实。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我们被生活罚出了场，正在为从头再来作准备。 霍莉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起初就知道了。 星期六早晨，我们经过一晚的旧事重提后醒来。我们睁开眼睛，在床上转过身，好好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我们两个此刻都明白了，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要做的是寻找新的开始。

我们爬起来，穿上衣服，喝咖啡，决定开始这次谈话。不受任何干扰。没有电话，没有客人。

我就是在这时拿出提切尔来的。我们锁上门，带着冰、杯子和酒瓶上了二楼。开始时，我们看着彩电，打闹了一会儿，让电话铃在楼下响着。想吃东西时，我们就从自动售货机里弄点脆奶酪条。

这真有意思，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它们已经发生了。

“我们没结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霍莉说。“我们有宏伟计划和梦想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她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和酒。

“记得，霍莉。”

“你不是我的第一个，你是知道的。我的第一个是怀亚特。想象一下，怀亚特。你的名字是杜安。怀亚特和杜安。天晓得这些年来我错过了什么?你是我的一切，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我说：“你是个出色的女人，霍莉，我知道你有各种机会。”

“但我没有利用它们!”她说。“我没办法背叛我们的婚约。”

“霍莉，别这样。”我说。“打住吧，宝贝。我们别再折磨自己了。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听着，”她说。“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开车去亚基马外面的农场吗?在泰瑞斯哈高地的另一边?我们在开车随便乱转?在一条土路上，天很热灰尘很大?我们一直往前开，到了那座老房子跟前，你去向人家要水喝?你觉得我们现在还会去做这样的事吗?上一个人家要水喝? ”

“现在那些老人肯定已经死掉了，”她说，“并排躺在某个墓地里。你还记得他们邀请我们进屋吃蛋糕吗?后来他们领着我们四处看?屋子后面有个凉亭?在后面大树的下面?它有个小尖顶，漆掉得差不多了，台阶上面长着野草。那个妇人说，多年前，我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星期天人们会来这儿演奏乐器，大伙坐在这里听音乐。我以为我们很老了以后也会那样，有尊严和一个住处，人们会上我们的门。”

我仍然说不出话来。稍后我说：“霍莉，这些事情，我们会回过头来看的。我们会说，‘还记得那个游泳池里满是污垢的汽车旅馆吗?’”我说，“霍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但霍莉只是端着酒杯坐在床上。

我看出来她不明白。

我走到窗户跟前，从窗帘后面往外看。有人在下面说着什么，并使劲摇晃办公室的门。我待在那儿。祈求一个来自霍莉的信号，祈求霍莉示意给我。

我听见一辆车子发动起来，接着又是一辆。他们对着旅馆打开车灯，一辆跟着另一辆，驶离了这里并汇入公路上的车流。

“杜安。”霍莉说。

就连这，她也是对的。

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

听见院门发出的响声时我正在床上躺着。我仔细听了听，没听到其他的声音。但我确实听见了那个声音。我想叫醒克里夫，但他睡死过去了，我只好起身去窗口看看。硕大的月亮卧在环绕城市的群山上。一个惨白的月亮，上面布满了伤疤。就连一个傻瓜也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张人的脸。

院子里足够的光亮，我能看见所有的东西——草坪椅、柳树、两根杆子之间拉着的晾衣绳、牵牛花、栅栏和敞开的院门。

但没有人走动。没有令人恐惧的阴影。一切都在月光下躺着，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比如，晾衣绳上的衣夹。

我把双手放在窗户玻璃上，遮住月亮。我又看了一会儿。听了听。然后回到了床上。

但我无法入睡。我不停地翻身。我想着开着的院门。这像是在考验我的勇气。

克里夫的喘气声听上去很恐怖。他的嘴大张着，双臂搂着苍白的胸脯。他占去了床的他那一边和我这边的一大半。

我推了推，又推了推他，但他只咕噜了几声。

我身子一动不动地又躺了一阵，直到意识到这样做一点用处也没有。我爬起来，找到我的拖鞋。我进了厨房，烧好茶，并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我抽了根克里夫不带过滤嘴的香烟。

已经很晚了。我不想去看钟。我喝完茶，又抽了根烟。过了一会儿，我决定去外面把院门拴上。

我套上了睡袍。

月光照亮了所有的一切——房子和树、灯杆和电线，整个的世界。走下前廊台阶之前，我把后院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迎面吹来一阵风，我紧了紧身上的睡饱。

我朝院门走去。

隔开山姆·劳顿家和我家的栅栏那里有点响声。我留意看了看。山姆伏在手臂上，斜靠在他家的栅栏上，一共有两排可以倚靠的栅栏。他举起拳头堵住嘴，干咳了一声。

“晚上好，南希。”山姆·劳顿说。

我说，“山姆，你吓死我了。”我说，“你在这干什么?”“你听见什么了吗?”我说。“我听见我家院门打开了。”

他说，“我什么都没听见。也没有看见什么。肯定是风刮的。”

他在嚼着什么。他望望开着的院门，耸了耸肩。

他的头发在月光下面是银色的，全都站立在他头上。我能看见他的长鼻子，和构成他那张忧伤大脸的线条。

我说，“山姆，你在这干什么呢?”并往栅栏跟前走了几步。

“想看个东西吗?”他说。

“我过来。”我说。

我出了院子，上了走道。穿着睡衣睡袍走在院子的外面让我觉得有点怪。我在心里暗暗说要记住这个，记住自己这样绕着院子外面走时的感觉。

山姆站在他房子的一侧，他的睡裤裤脚卷得高高的，露出下面棕白色的鞋子。他一只手拿着电筒，另一只手拿着一罐东西。

山姆和克里夫曾经是朋友。某天晚上起他们喝上了酒。他们之间有了争吵。接下来，山姆修了一排栅栏，克里夫跟着也修了一排。

那是在山姆失去了米莉、又结了婚，又成为父亲以后，所有这些发生在一眨眼的功夫。米莉直到死前都是我的好朋友。她死时刚四十五岁。心脏病。发作时她正把车开上他们家的车道。车子没有停下来，从停车棚后面冲了出去。

“看这。”山姆说，往上提了一下睡裤蹲了下来。他把电筒对着地面。

我看了看，发现一些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在一堆土上蠕动。

“鼻涕虫。”他说。“我刚刚给了他们一剂这个。”他说，举起一罐看上去像是阿甲克司①的东西。“它们在侵占这里。”他说，嚼着嘴里含着的什么。他侧过头去，吐出一口可能是烟草的东西。“我得不停地和它们干才勉强和它们打个平手。”他把灯光转向一个装满这些虫子的瓶子。“我在外面放上诱饵，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出来用这个杀。狗日的到处都是。它们的破坏力有多大。看这。”他说。

他站了起来。他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引到他的蔷薇花丛那里。他给我看叶子上面的小洞。

“鼻涕虫。”他说。“到了晚上你放眼看去，它们无处不在。我设下诱饵，然后出来捉它们。”他说。“鼻涕虫，这个糟糕玩意是谁发明的。我把它们放在那个瓶子里面。”他把电筒移到蔷薇花丛的下方。

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我想象着那些系着安全带坐在座位上的乘客，有的在读东西，有的在盯着地面看。

“山姆，”我说。“大家都还好吧?”

“都好。”他说，耸了耸肩。

他还在嚼他嘴里一直嚼着的东西。“克里夫怎样?”他说。

我说，“老样子。”

山姆说，“我出来抓这些鼻涕虫时，有时会朝你家那边看上一眼。”他说，“真希望我和克里夫又成为朋友。看那里，”他说，快吸了一口气。“那儿有一条。看见它了吗?就在我手电筒照着的地方。”他把电筒的光指向蔷薇下方的土堆。“看这。”他说。

我在胸前抱住胳膊，弯下腰来看他灯光照亮的地方。这个东西不爬了，头在转来转去的。山姆把手里的罐子对着它，冲它撒了点药粉。

“粘糊糊的东西。”他说。

鼻涕虫在那儿扭过来又扭过去。稍后它卷成一团，又伸直了。

他拿起一个玩具铲，把鼻涕虫铲起来，倒进了那个瓶子里。

“我戒掉了。”山姆说。“不得不这样了。有一阵子它让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我们家里虽然还放着它，但我不再碰它了。”②

我点点头。他看着我，一直那么看着。

“我得回去了。”我说。

“当然，”他说。“我再接着干一会，完了我也就回家了。”

我说，“晚安，山姆。”

他说，“听着。”他停止了咀嚼。用舌头把嘴里的东西抵到下嘴唇那里。“告诉克里夫我问他好。”

我说，“我会跟克里夫说的，山姆。”

山姆用手抹过他银色的头发，像是他要把它们一次性地永远抚平，随后他挥了挥手。

卧室里，我脱掉睡饱，叠起来，放在能够得着的地方。没有看时间，我检查并确定闹钟上上了。然后我上了床，拉上被单，闭上了眼睛

这时我想起来我忘记把院门拴上了。

我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我轻轻推了推克里夫。他清了一下嗓子，又咽了一口。他胸腔里像是卡着个什么，在那里慢慢滑动。

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到了山姆·劳顿往上面撒药粉的东西。

我想了一小会儿屋子外面的世界，然后，除了想着我得赶紧睡着外，我不再想其他任何东西。

①一种杀虫药的牌子。

②尽管卡佛这里没有明确地写出山姆·劳顿戒掉的是什么。但根据前面的叙述，他戒掉的肯定是酒。

洗澡

周六下午，这位母亲开车去了购物中心的那家面包店。看完活页夹上贴着的蛋糕照片后，她订了巧克力的，是孩子最爱吃的。她挑选的蛋糕上面装饰着一艘宇宙飞船和发射架，在闪着光的白色星星下面。再用绿色的冰霜写上“斯科蒂”这个名字，就像它是宇宙飞船的名字一样。

当这位母亲对他说斯科蒂就要八岁了时，面包师若有所思地听着。他年纪很大了，这个面包师，他穿着一件古怪的围裙，很厚重，围裙的带子从他胳膊下面穿过去，再从后背绕到前面来，在那里打了个很大的结。他一边听她说话，一边不停地在围裙上擦手。在她研究样品和说话时，他潮湿的眼睛看着她的嘴唇。

他没有催促她。他一点都不着急。

这位母亲定了那个宇宙飞船蛋糕，她给了面包师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蛋糕会在星期一早晨做好，离下午的派对有足够的时间。面包师愿意说的就这么多。没有客套，只有简短的交谈，最基本的信息，一点不必要的东西都没有。

星期一早晨，这个男孩在另一个男孩的陪伴下走着去上学。两个男孩来回传着一袋炸薯片，生日男孩想套出另一个男孩给他的礼物是什么。

在十字路口，生日男孩没有看就走下了人行道，他立刻被一辆车撞倒了。他侧身摔倒在地上，头落在了排水沟里，腿却在路上动着，像是在爬一堵墙。

另一个男孩拿着炸薯片站在那里。他在想是否要把剩下的吃完，还是继续去上学。

生日男孩没有哭，但他什么也不想说。当另一个男孩问他被车撞到后有什么感觉时，他没有回答。生日男孩爬起来，转身往家走。另一个男孩和他挥手告别，向学校走去。

生日男孩告诉了他母亲发生的事情。他们坐在沙发上。她握着他的手，把它放在她的大腿上，就在这时，男孩抽出他的手，仰面躺了下来。

当然，生日派对没有举行。生日男孩住进了医院。母亲就坐在病床旁，她在等着男孩醒过来。男孩的父亲从办公室匆匆赶来。他坐在男孩母亲的旁边。所以现在他们俩都在等着男孩醒过来。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后来，男孩父亲回家去洗澡。

这个男人从医院开车回家。他开得比平时要快。到目前为止，生活算是一帆风顺。工作、做父亲、有了家。这个男人一直很幸福和幸运。但现在恐惧使他想洗个澡。

他拐上了自家的车道。他坐在车里，想让自己的腿恢复正常。孩子被车撞了，他住在医院里，但他会好的。他下了车，向前门走去。狗在叫。电话铃在响。在他开门和在墙上摸索灯开关时，电话铃声一直没有停。

他拿起话筒。他说，“我刚进门!”

“这儿有一个还没有取走的蛋糕。”

电话那端的声音就说了这么一句。

“你说什么?”男孩的父亲说。

“蛋糕，”声音说道。“十六块钱。”

这个丈夫把听筒贴近耳朵，想弄明白。“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少跟我来这一套。”声音说道。

这个丈夫挂断了电话。他走进厨房，倒了点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

孩子的情况没有变化。

在给浴缸放水时，男人往脸上抹上肥皂，刮了胡子。电话铃响起时，他正躺在浴缸里。他爬起来，快速穿过房间，嘴里说着，“真蠢，真蠢。”因为如果他在医院里呆着，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他拿起话筒，大喊一声“喂!”

那个声音说，“已经好了。”

午夜过后，孩子父亲回到了医院。他妻子正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她抬头看了一眼丈夫，又回过头来看着孩子。一个装置上吊着一个带管子的瓶子，管子的一头连着孩子。

“这是什么?”男孩父亲说。

“葡萄糖。”男孩母亲说。

丈夫把手放在女人的脑后。

“他会醒过来的。”男人说。

“我知道。”女人说。

过了一会，男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在这儿呆着。”

她摇摇头。“不。”她说。

“真的。”他说。“回家休息一下，不要太着急了。他只是在睡觉而已。”

一个护士推开门。她来到病床跟前，冲他们点了点头。她从被子下面拉出他的左臂，把手指搭在他手腕上。她把手臂放回到被窝里，在一个和床连着的夹板笔记本上写了点什么。

“他怎样了?”母亲说。

“稳定。”护士说。接着她又说，“医生很快就会过来。”

“我在说她也许应该回家休息一下。”男人说。“等医生来过以后。”他说。

“她可以这么做。”护士说。

女人说“先看看大夫怎么说吧。”她把手放在眼睛那里，头微微向前倾着。

护士说，“那当然。”

父亲盯着儿子看着，小胸脯在被子下面一起一落。他越来越害怕了。他开始晃动自己的脑袋。他对自己说，这孩子没事，他没有睡在家里，而是睡在了这里。在哪儿睡不都是睡。

医生进来了。他和男人握了握手。女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安，”他边说边点头。医生说，“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怎样了。”他来到病床边上，摸着男孩的手腕。他翻开一只眼皮，然后另一只。他掀开被子，听了听心脏。他用手指在身体上到处压了压。他来到床脚处，研究起表格来。他记下时间，往表格里写了点什么，然后留心地看着男孩的母亲和父亲。

医生是一个英俊的男子。他的皮肤湿润，晒成了棕褐色。他穿着三件套西服，鲜艳的领带，衬衫的袖口带着链扣。

男孩母亲对她自己说。他刚从一个有观众的地方赶过来。他们给他发了个奖牌。

医生说。“没什么好说的，但也没什么好紧张的。他很快就会醒过来。”医生又看了一眼男孩。“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就会更清楚了。”

“哦，天啦。”安说。

医生说。“有时你能见到这样的情况。”

父亲说，“你不会称这个为昏迷吧?”

他等着，他看着医生。

“不会，我不想称这个为昏迷。”医生说。“他处在睡眠中。这是一种复元措施。身体在做它该做的事情。”

“是昏迷，”母亲说，“某种程度上的。”

医生说。“我不想这么称它。”他拿起女人的手，轻轻拍了拍。他和她丈夫握了握手。

女人把她的手指放在孩子的前额上，在那儿放了一会儿。“至少他不在发烧。”她说。她接着说，“我不知道。摸摸他的头。”

男人把他的手指放在孩子的前额上。男人说，“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样的。”

女人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她回到椅子那里，坐了下来。

丈夫在她身旁的椅子坐下。他想说点什么，但他说不出来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腿上。这让他觉得自己在说着什么。他们就这么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不说话。他时不时地捏一下她的手，直到她把手抽开。

“我一直在祷告。”她说。

“我也是，”男孩父亲说。“我也一直在祷告。”

一个护士回来检查了一下瓶子里液体的流动。

进来一位医生。说了他叫什么。这个医生穿着双路夫鞋①。

“我们要再带他下楼去拍几张片子，”他说。“我们要做一个扫描。”

“扫描?”男孩母亲说。她站在病床和这个新来的医生之间。

“这没什么。”他说。

“我的天啦。”她说。

进来两个勤杂工，他们推着个像床一样的东西进来。他们拔掉男孩身上的管子，把他搬到那个带轮子的东西上。

他们把生日男孩送出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母亲和父亲跟着勤杂工进到电梯里，上楼送男孩回病房。家长们再次坐在了病床旁自己的位子上。

他们等了整整一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医生又来过，又对男孩作了检查，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后离开了。医生和护士走进走出。一个化验员进来抽血。

“我不明白这个。”母亲对那个化验员说。

“医生的指示。”化验员说。

母亲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开着灯的车子开进开出。她站在窗前，双手放在窗沿上。她在心里自言自语。我们遇到问题了，很严重的问题。

她害怕了。

她看见一辆车子停了下来，一个穿着长外套的女人上了车。她想让自己相信她就是那个女人，相信自己正开车离开这里，去另一个地方。

医生进来了。他看上去比过去更健康了。他径直走到床前检查男孩。“他的迹象很好。一切都没有问题。”

男孩母亲说，“但他一直在睡觉。”

“是的。”医生说。

她丈夫说，“她累了。她还饿着了。”

医生说，“她应该休息。她应该吃点东西。安。”

“谢谢你。”丈夫说。

他和医生握了握手。医生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离开了。

“我觉得我俩中的一个应该回家照料一下，”男人说。“狗要喂一下。”

“给邻居打个电话，”安说。“如果你请他们帮忙，有人会去喂他的。”

她在考虑找谁。她闭上眼睛，累得什么都不想去想。过了一会儿，她说，“也许我去吧。也许我不一直坐在这里看着他，他反而会醒过来，也许是我一直看着他，他才不醒过来。”

“可能是这样。”丈夫说。

“我回家洗个澡，再换身干净衣服。”女人说。

“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男人说。

她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皮包，他帮着她穿上了外套。她走到门口，转身回头看了看。她先看了看孩子，然后看着他父亲。丈夫点点头，微笑了一下。

她经过护士室，走到走廊的尽头，找着电梯。在走廊尽头，她转了个弯，看见一个不大的候诊室，里面有一家子黑人，都坐在藤椅上。一个男子穿着咔叽布的衬衫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大块头妇人穿着家常的衣服和拖鞋，一个姑娘穿着牛仔裤，头发梳成十来根卷曲的小辫子。桌子上面堆满了薄的包装纸、泡沫塑料杯子、搅咖啡的棍子和小包的盐和胡椒。

“尼尔森，”大块头妇人惊声说道。“是不是尼尔森?”

妇人睁大了眼睛。

“现在就告诉我，女士，”妇人说道。“是不是尼尔森?”

妇人试图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但那个男子按住了她的胳膊。

“别急，别急，”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男孩母亲说。“我在找电梯。我儿子住在医院里，我找不到电梯。”

“电梯在那边。”那个男人说，用手指向右一指。

“我儿子被车撞了，”男孩母亲说。“但他会好的。他现在处于休克状态，但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昏迷。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就是昏迷。我要出去一下，也许去洗个澡。但我丈夫在陪着他。他在看着他。有可能我走后一切就会改变。我叫安?维斯。”

那个男人在椅子里动了动身子。他摇了摇头。

他说，“我们的尼尔森。”

她拐上车道。狗从房子的后面跑过来。他在草地上打着转。她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方向盘上，听着引擎发出的滴嗒声。

她下了车，来到前门。她打开灯，烧上沏茶用的水。她打开一听狗食喂狗。她端着茶杯坐在沙发上。

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我!”她说。“喂!”她说。

“维斯太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是我，”她说。“我是维斯太太，是和斯科蒂有关吗?”她说。

“斯科蒂，”这个声音说道。“是和斯科蒂有关。”这个声音说，“这个和斯科蒂有关，是的。”

① 路夫鞋(loafer)，一种矮帮休闲皮鞋的商标。

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

比尔·贾米森一直是杰瑞·罗伯茨最好的朋友。两人在南区一个靠近旧集市的地方长大，一起读完小学和初中，然后一起去上艾森豪威尔高中，他们在那儿尽可能选同一个老师的课，换穿对方的衬衫、运动衫和紧腿裤，约会和睡同一个姑娘——怎么方便怎么做。

夏天他们一起去做工——浇灌桃树、摘樱桃、穿晒啤酒花①，任何能赚点小钱、又没有老板在屁股后面盯着的事情。他俩还合买了一辆车。高中最后一年前的夏天，他们凑了钱，花三百二十五块买了一辆54年的红色普利茅斯。

他们伙着用那辆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杰瑞在第一学期结束前结了婚，退学在罗比超市找了份正式的工作。

至于比尔，他也约会过那个姑娘。她叫卡罗尔，和杰瑞过得很好，比尔一有时间就上他们那儿玩。有了结了婚的朋友，让他觉得自己变老了。他去他们那儿吃中饭或晚饭，大家在一起听埃尔维斯②，或者是比尔?海利③和他的彗星乐队。

有时候，卡罗尔和杰瑞当着比尔的面就亲热起来，因为公寓里只有一张床，就是客厅里那张平时收着、可以放下来的床，比尔不得不找个借口出去遛一圈，去迪松加油站买点可乐回来。有时卡罗尔和杰瑞会跑进卫生间里，比尔不得不去厨房，假装对碗柜和冰箱感兴趣，而且没有在听。

他去他们那儿没有那么频繁了。六月份他毕了业，在达瑞果德④的一个工厂找了份工作，加入了国民警备队。一年后，他有了自己的送奶路线，和琳达的关系也确定下来了。比尔和琳达会去杰瑞和卡罗尔那里，喝啤酒，听音乐。

卡罗尔和琳达相处得很好，当听到卡罗尔私底下说琳达是个“真实的人”时，比尔很开心。

杰瑞也喜欢琳达。“她很棒。”杰瑞说。

比尔和琳达结婚时，杰瑞是男傧相。婚宴当然设在唐纳利旅馆。杰瑞和比尔在一起胡闹。他们勾肩搭背，一杯接着一杯地干着鸡尾酒。这期间，比尔有一次无意看了一眼杰瑞，觉得他看上去很老，比二十二岁要老多了。但那时杰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已被提拔成罗比的助理经理，而且，卡罗尔的肚子里还怀着一个。

他们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聚一聚，如果赶上节假日，聚得还要勤一些。天气不错的话，他们会在杰瑞家烧烤热狗，让孩子们在塑料小游泳池里玩耍，就像他从商场里弄来的其他东西一样，杰瑞买这个小游泳池几乎没花什么钱。

杰瑞有栋很不错的房子，就在一个可以眺望纳切斯河的小山上。周围有些其他的房子，但靠得不是很近。杰瑞混得还可以。比尔、琳达、杰瑞和卡罗尔聚会时，总是在杰瑞家，因为杰瑞有烧烤炉和唱片，还有很多不方便带着出行的孩子。

事情发生在星期天，在杰瑞家。

女人们正在厨房里收拾。杰瑞的女儿们正在院子里往游泳池里扔一个塑料球，一边拍打着水，一边大声喊叫。

杰瑞和比尔坐在阳台上的折叠靠背椅上喝啤酒，歇着。

主要是比尔在说话——说他们都认识的人，达瑞果德公司的事，和他想买的那辆四门的庞帝亚克卡特琳娜。

杰瑞不是盯着晾衣绳，就是盯着车棚里停着的那辆68硬顶雪佛兰看着。比尔想，杰瑞怎么就变得深沉起来了，总是盯着什么看，一声都不吭。

比尔在椅子里动了动，点着一根烟。

他说，“有什么事，哥们?我是说，你知道我的意思。”

杰瑞喝完他的啤酒，把啤酒罐捏扁。他耸了耸肩。

“谁晓得。”他说。

比尔点点头。

杰瑞说，“出去遛一圈?”

“好主意，”比尔说。“我去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

杰瑞开的车。他们沿着纳切斯河高速往格利德开。天气晴朗暖和，阵阵清风吹进车子里面。

“去哪儿?”比尔说。

“去打几球。”

“没问题。”比尔说。看见杰瑞开朗些了，他觉得好受多了。

“男人不能老在家里闷着。”杰瑞说。他看着比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尔明白这个。他愿意和厂里的同事一起去周五晚的保龄球比赛。他喜欢每周能有两次，在下班后，和杰克·布罗德里克一起喝上几杯啤酒。他知道男人需要出去走走。

开到休闲中心前面的碎石子路面上时，杰瑞说，“还没有关掉。”

他们进到里面，比尔帮杰瑞扶着门。杰瑞走过比尔身边时，在他肚子上轻轻捅了一拳。

“嗨!”

说话的是瑞里。

“嗨，小伙子们在忙什么呢?”

瑞里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咧嘴笑着。他是个大胖子。他穿着一件短袖的夏威夷衬衫，下摆挂在牛仔裤的外面。瑞里说，“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

“嗨，渴死了，来两杯奥利⑤。”杰瑞冲比尔眨了眨眼说。“你怎么样，瑞里?”杰瑞说。

瑞里说，“小伙子们怎么样?都在哪儿忙着呢?有没有在外面又搞上一个?杰瑞，上次我见到你们时，你那娘们已怀上六个月了。”

杰瑞站在那里，眨了眨眼睛。

“奥利呢?”比尔说。

他们坐在靠窗的凳子上。杰瑞说，“这是什么个鬼地方，瑞里，星期天下午都见不着一个姑娘?”

瑞里笑了。他说，“我估计她们都在教堂里为来这里而祷告呢。”

他们每人喝了五罐啤酒，花两小时打了三局顺序球⑥，两局斯诺克。瑞里坐在一个凳子上，一边说话一边看他们玩。比尔不停地看看表，再看看杰瑞。

比尔说，“你觉得怎样了，杰瑞?我是说，你觉得可以了吗?”

杰瑞喝干了罐子里的啤酒，捏扁了罐子，他转着手里的罐子，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上了高速后，杰瑞放开了——车速在八十五到九十英里之间。他们刚超过一辆载着家具的小卡车，就看见了那两个女孩。

“看那儿!”杰瑞说，慢了下来。”我用得着那个。”

杰瑞又往前开了一英里左右，停在了路边上。“我们转回去，“杰瑞说。“我们去试试。”

“天啦，”比尔说。“我不知道。”

“我需要一点那个。”杰瑞说。

比尔说，“没错，可是我不知道。”

“你就别废话了。”杰瑞说。

比尔瞟了一眼他的表，又四下看了看，他说，“你去搭话，我不太熟练了。”

杰瑞掉转车头时按了一声喇叭。

快遇见女孩时，他慢了下来。他把雪佛兰停在了她们对面的路肩⑦上。女孩们继续往前骑着脚踏车，但她们互相看了一眼，笑出声来。靠里面的是个黑头发，高个子，身材苗条。外面那个的头发是浅色的，个子小一点。两人都穿着短裤和三角背心。

“婊子。”杰瑞说。他等着其他车子开过去，好掉转车头。

“我要那个黑头发的，”他说。“那个小个的归你。”

比尔动了动靠在前排椅子上的背，又往上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墨镜。“她们不会做什么的。”比尔说。

“她们会在你那一边。”杰瑞说。

他掉过车头往回开。”准备好，“杰瑞说。

“喂，”女孩骑上来时比尔说。“我叫比尔。”比尔说。

“好呀。”黑头发说。

“你们这是去哪儿呀?”

女孩们没有回答。小个的笑了起来。她们继续骑着车，杰瑞继续开着车。

“哦，别这样嘛，你们去哪儿?”比尔说。

“不去哪儿。”小个子说。

“不去哪儿在哪儿呀?”比尔说。

“你不会想知道的。”小个子说。

“我告诉你们我的名字了，”比尔说。“你叫什么?我的朋友叫杰瑞。”比尔说。

女孩们互相看了看，笑了。

一辆车从后面开上来，开车的按了声喇叭。

“闭嘴!”杰瑞大喊道。

他往边上开了一点，好让那辆车开过去。然后，他又把车开到和女孩们并排。

比尔说，“我们会带上你们。我们会送你们去你们想要去的地方。保证做到。你们骑车子一定很累了。你们看上去就是很累的样子。运动太多对人没好处。特别是女孩子。”

女孩们只管笑。

“明白了吧?”比尔说。“现在告诉我们你们叫什么。”

“我叫芭芭拉，她叫莎伦。”小个子说。

“太好了!”杰瑞说。“现在搞清楚她们要去哪儿。”

“姑娘们要去哪儿呀?”比尔说。“芭比?”

她笑了。“不去哪儿，”她说。“顺着路往前走。”

“往前走到哪里?”

“你想让我告诉他们吗?”她对另一个女孩说。

“我才不在乎呢，”另一个女孩说。“说不说都一样。”她说。“反正我不会跟任何人去任何地方的。”名叫沙伦的女孩说。

“你们去哪儿?”比尔说。“你们是去‘绘画岩’吧?”

女孩们笑了起来。

“她们就是要去那里。”杰瑞说。

他踩了一脚油门，开到前面的路肩上停了下来，这样女孩就得从他那一边经过。

“不要这样子嘛，”杰瑞说。他说，“来吧。”他说，“我们已经认识了。”

女孩只管骑了过去。

“我不会咬你们的!”杰瑞喊道。

黑头发的女孩回头看了一眼。杰瑞觉得她的这一眼有点特别的意味。但对于女孩，你是永远也闹不清楚的。

杰瑞冲上了高速，泥土和石子在车轮下飞溅。

“我们会再见的!”从她们身旁开过时，比尔喊道。

“跑不了了。”杰瑞说。“你看见那个骚货看我的眼神了吗?”

“我不知道。”比尔说。“也许我们该回去了。”

“这事已经搞定了!”杰瑞说。

他在有几棵树的路边停了车。公路在“绘画岩”这儿分了岔。一条路通向雅基玛，另一条通向纳切斯、艾蒙卡拉、奇诺克通道和西雅图。

离路一百码的地方有一个高而倾斜的黑岩石山包，它是山麓的一部分。上面蜂窝一样地分布着小路和洞穴。洞穴墙上到处是印第安人留下的画符。岩石山的绝壁面对着高速公路，上面到处写满了这样的东西：纳切斯67——格利德野猫队——基督救赎——打败雅基玛队——忏悔吧。

他们坐在车里吸烟。蚊子飞进来，试图叮他们的手。

“真希望有罐啤酒，”杰瑞说。“我真需要罐啤酒，“他说。

比尔说，“我也是。”他看了看表。

女孩进入视线后，杰瑞和比尔下了车。他们靠在车子的前挡泥板上。

“记住了，”杰瑞说。他离开了车子，“深色的那个归我。另外一个是你的。”

女孩们丢下脚踏车，向一条小路走去。她们消失在一个转弯处，而后又在高一点的地方重新出现了。她们站在那儿往下看着。

“你们跟着我们干什么?”黑头发向下喊道。

杰瑞向那条路走去。

女孩们转过身，匆忙地跑开了。

杰瑞和比尔用走路的速度不停地往上爬。比尔还抽着根烟，不时停下来吸一大口。在路的转弯处，他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的车子。

“走呀!”杰瑞说。

“来了。”比尔说。

他们不停地爬着。但比尔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他现在已看不见车子了。他也看不见高速公路了。从他左边往下看，能看见像一条铝箔一样的纳切斯河。

杰瑞说，“你往右，我直着向前。我们去切断这两个骚货的退路。”

比尔点点头。他已经喘得说不上话来了。

他往上走了一点，路开始下坡，转向了山谷。他看了看，看见了女孩。她们蹲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也许她们正在那儿发笑。

比尔拿出一根烟。但他点不着。然后，杰瑞出现了。这之后就不重要了。

比尔只想干那件事。甚至只想看看她们*了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这事不成，他也无所谓。

他从来不知道杰瑞到底想干什么。但这一切都始于，并结束于一块石头。杰瑞对两个女孩用了同一块石头。先是那个叫莎伦的女孩，然后是那个本来该归比尔的女孩。

①啤酒花(hops)，缠绕的藤本植物，这种植物晒干的成熟花朵，含有苦味，芳香的油被用于酿造业以防止细菌活动并增加啤酒特有的苦味。

②埃尔维斯(Elvis)，1935-1977，全名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美国的歌手、演员和音乐人。被称为摇滚乐之王。俗称猫王。

③比尔·海利(BillHaley)，1925-1981，美国最早的摇滚乐手之一。被公论为是将摇滚乐大众化的第一人。

④达瑞果德(Darigold)，美国老牌乳制品销售公司。

⑤奥利(Oly)，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啤酒厂生产的一种啤酒。

⑥顺序球(rotation)，一种十五球的台球游戏。玩时需按照球的号码顺序击球。

⑦路肩(shoulder)，位于高速公路车行道外缘至路基边缘，具有一定宽度的带状地带，用于紧急停车。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我丈夫胃口不错，但我不觉得他是真的饿了。他嚼着，胳膊搁在桌子上，两眼盯着房间远处的什么。他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开了。他用餐巾纸擦擦嘴，耸耸肩，又吃了起来。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他说。“干嘛呢?”他说，放下了叉子。

“我盯着你了吗?”我说，摇了摇头。

电话铃响了起来。

“别接。”他说。

“可能是你妈。”我说。

“等着瞧吧。”他说。

我拿起话筒听了一会。我丈夫停了下来。

“我和你说什么来着?”当我挂掉电话时他说。他又吃了起来，然后把餐巾纸丢在盘子里。他说，“他妈的，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管闲事?告诉我我哪儿做错了，我听着!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在场。我们商量过，一起做的决定。我们不可能调头往回走，我们离车有五英里远。我用不着你来评判我。听见没有?”

“你自己知道。”我说。

“我知道什么，克莱尔?告诉我。告诉我我该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他给了我一个自以为是意味深长的表情。“她死了。”他又说。“我和别人一样的难过，但她死了。”

“问题就在这。”我说。

他举起双手。他把椅子推离桌子，拿上烟，带着一听啤酒去了院子里。我看见他在草坪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又捡起了报纸。

他的名字就在头版上登着，还有他朋友的名字。

我闭上眼，扶着水池的边。然后我用手臂扫过滴水板，把盘子全都扫到了地上。

他没动。我知道他听见了，他抬起头像是在听，但是没有动。他没有转身。

他和戈登·约翰逊、梅尔·多恩、弗恩·威廉姆斯，他们常在一起玩扑克、打保龄和钓鱼。每年的春天或夏天刚开始时，在造访的亲友到来之前，他们都要一起去钓鱼，他们都是些正经的人，顾家，工作认真。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儿子迪安一块儿上学。

上个星期五，这些顾家的男人去了纳切斯河。他们在山里停了车，徒步去钓鱼的地方。他们带着铺盖、食物、纸牌和威士忌。

他们还没扎好帐篷就发现了这个女孩。是梅尔·多恩发现的。她赤身裸体，卡在伸到水面的一些树枝中间。

他招呼其他人过来看。他们商量该怎么办。其中的一个——我家斯图亚特没说是谁——说他们应该马上回去。其他人却用脚搅着沙子，说他们不想那么做。他们借口说累了，天也晚了，实际上这个女孩哪儿也去不了了等等。

最后他们就去扎帐篷。他们堆起篝火，喝上了威士忌。月亮升上来后，他们聊起了这个女孩。有人说他们不能让尸体漂走。他们拿着手电筒来到河边。他们中的一个——可能是斯图亚特——涉入水中抓住了她。他抓住她的手指，把她拉到岸边。用一截尼龙绳捆住她的手腕，再把尼龙绳剩余的部分绕在了一棵树上。

第二天早晨，他们烧了早饭，喝了咖啡，又喝了威士忌，然后分头去钓鱼。那天晚上，他们烧了鱼和土豆，喝了咖啡和威士忌，然后带着用过的锅碗瓢盆去了河边，在靠近女孩的地方洗刷起来。

他们后来玩了一会儿纸牌。也许他们一直玩到牌都看不见了。弗恩?威廉姆斯先去睡了，其他人则讲起了故事。戈登?约翰逊说因为河水太冷，他们钓到的鳟鱼身体都是硬的。

第二天早晨他们很晚才起来，喝了威士忌，钓了一小会儿鱼，收了帐篷，卷起睡袋，收拾好东西就往出走。他们开车来到一个电话亭前。是斯图亚特打的电话，其他人则站在烈日下听着。他给了警察他们的名字。他们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不觉得有什么可内疚的。他们说他们会等在那里，给来人更详细的路线和他们的证词。

他回到家里时我已经睡着了。听见厨房里的动静后我醒了过来。我见他拿着一听啤酒靠在冰箱上。他用粗壮的手臂抱着我，一双大手在我的背上上下抚摸。上床后，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身上，等着，像是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我转过身，张开腿。完事后，我觉得他一直没睡。

早晨，我还没下床他就起来了。我估计是去看看报上有些什么消息。

刚过八点，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见鬼去。”我听见他对着话筒喊道。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除了已经告诉警察的，我没什么好补充的了!”

他使劲摔下听筒。

“怎么回事?”我说

这时候，他告诉了我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事情。

我把摔碎的盘子和杯子扫起来后去了外面。斯图亚特仰面躺在草地上，报纸和啤酒罐都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放着。

“斯图亚特，我们开车出去转一圈吧?”我说。

他翻过身来。“带上几瓶啤酒。”他说。他站起来，经过我身边时用手碰了一下我的屁股。“等我一下，“他说。

我俩一声不吭地开车穿过镇子。他停在一个路边集市买了啤酒。我注意到进门处有一大叠报纸。在台阶最上面一级，一个穿着印花套装的胖妇人在递给一个小女孩一根香草棒糖。过了几分钟，我们越过爱弗森小溪，转进一个野餐区。溪水经过桥下，流向几百码外的一个水塘。我看见那儿有些人。他们在钓鱼。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我说，“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别惹我。”他说。

我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条凳上，他打开啤酒听。他说，“轻松点，克莱尔。”

“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他们说他们精神失常了。”

他说，“谁?”他说，“你在说什么?”

“马多克斯兄弟。他们杀了一个叫阿琳·哈伯莉的女孩，就在我长大的地方。他们割下她的头，把她扔进了克莱·爱鲁姆河。这事发生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子。”

“你要把我给*了。”他说。

我看着小溪。我就在里面，眼睛睁着，面朝下，瞪着溪底的苔藓，死了。

“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病，”他在回家的路上说。“你让我越来越上火。”

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说。

他试图集中精力开车，但还是不停地看着后视镜。

他知道。

早晨，斯图亚特以为他在让我多睡一会儿。但我在闹钟响起前就醒了，躺在床边上，远离他多毛的腿，想着心事。

他把迪安打发去了学校，然后刮胡子，穿衣服，离家去上班。其间他向卧室里看了两次，干咳了几声，但我没睁眼。

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张他留下的纸条，落款处写的是“爱”。

我坐在早餐间喝咖啡，在纸条上留下了一圈咖啡。我看了眼报纸，把它在桌上翻过来翻过去，又拿近了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尸体已被认领，但它已被检查过了，把东西放进去、切开、秤重、量测，再把东西放回去，缝起来。

我拿着报纸，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我给理发店打了个订座电话。

我坐在烘干机下面，腿上放了本杂志，让米莉帮我做指甲。

“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葬礼。”我说。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米莉说。

“是被谋杀的。”我说。

“这是最糟糕的了。”米莉说。

“我们之间没那么熟，”我说，“但还是……”

“我们会把你打扮好的。”米莉说。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铺了个床，早晨我第一个起床。我烧上咖啡，他剃须时我去准备早饭。

他出现在厨房门口，光着的肩膀上搭着条浴巾，察看着。

“咖啡在这，”我说。“鸡蛋一会儿就好。”

我叫醒迪安，三人一起吃着早饭。只要斯图亚特一看我，我就问迪安要不要加牛奶，再来点面包等等。

“今天我会打电话给你。”斯图亚特开门时说道。

我说，“我今天不会在家。”

“好吧，”他说。“就这样。”

我仔细穿戴。我试了试一顶帽子，在镜子里照了照。我给迪安留了个条子。

宝贝，妈咪下午有事，会晚一点回来。你在家或后院里玩，等我们回来。

爱，妈咪

我看着“爱”这个字，在下面划了一道线。然后看着“后院”这个词。这个词这样写对吗?

我开车穿过农场，穿过燕麦地、甜菜园、苹果园和牛在吃草牧场。不久，一切都变了。农场越来越少，房子更像是些简陋的窝棚，耸立的树木取代了果园。然后就是山。右边很低的地方，纳切斯河时而闪入眼中。

一辆绿色的小卡车出现在我后面，它跟在我的后面开了好几英里。我不时地在不该减速时减速，希望他能超过去。然后开始加速，显然时机也不对。我紧握方向盘，把手指都握疼了。

在一段平坦无车的路上，他超车了，但他和我并排开了一会，是一个剃着平头，身着蓝色工装的男子，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他挥了挥手，摁了两下喇叭，超了过去。

我减了速，找到一个地方。我离开大路，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方河水的声音。这时我听见小卡车开了回来。

我锁上车门摇起车窗。

“你怎么了?”这个男人说。他敲了敲窗玻璃。“你没事吧?”他手臂靠在车门上，脸贴近车窗。

我瞪着他，想不出还能干什么。

“你没出什么事吧?怎么把自己锁在车里了?”

我摇摇头。

“把车窗摇下来。”他摇摇头，看了眼高速公路，又回过头来看我。“把窗子摇下来。”

“对不起，”我说，“我得走了。”

“打开门，”他说，好像没在听。“你会闷死在里面的。”

他看着我的胸脯，我的腿。我知道他正在干这个

“嗨，蜜糖，”他说。“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你而已。”

灵柩已经盖上，上面撒满花瓣。我刚在小教堂后排坐下，管风琴就奏响了。人们陆续进来，找好座位。有一个男孩穿着喇叭裤和黄色的短袖衫。一个门打开了，家庭成员结成一队走进教堂，进到一个被帘子遮住的地方。大家坐下时传来了椅子的咯吱声。立刻，一个身着深色西服和蔼的金发男子站了起来，让我们低下头。他为我们，活着的，作了个祷告，做完这个后，他为逝者的灵魂做了祷告。

我跟着人群从灵柩旁慢慢走过。然后我来到前门的台阶上，走进了下午的光线里。一个下台阶时跛着腿的中年妇女走在我前面。她在人行道上四处看了看。“唉，他们抓到他了。”她说。“如果这也算是种安慰的话。他们今天早晨逮捕了他。我来之前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就是这个镇子里的一个男孩。”

我们沿着炎热的人行道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车子。我伸手扶住一个停车计时器。光亮的引擎盖和光亮的挡泥板。我头晕目眩。

我说，“他有可能不是一人作的案，这些杀人犯。你很难弄清楚。”

“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了。”妇人说。“她过去常来我这儿，我给她烤小甜饼，允许她在电视前面吃。”

回到家里，斯图亚特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我猛然觉得迪安出事了。

“他在哪儿?”我说，“迪安在哪儿?”

“外面。”我丈夫说。

他喝干了杯子站起来。他说，“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

他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上衣的扣子，然后是我衬衫的钮扣。

“先做最要紧的。”他说。

他说了些别的。但我无需再听了。这么多的水在流，我什么也听不见。

“是的。”我说，自己解开了扣子。“在迪安回来之前。快点。”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来我祖父靠近威纳奇①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知道哑巴的真名。即使有谁知道，我也从没听说过。他过去叫哑巴，我现在也只记得他叫哑巴。他是个长着皱纹的矮个男人，秃头，短而粗壮的四肢。如果他咧开嘴笑，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他的嘴唇会向后包住棕黄色的烂牙。这给了他一付狡诈的表情。在你说话时，他溜滑的眼睛会盯住你的嘴——如果你不说了，它们就停在你身上一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不觉得他是真聋。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但他确实不能说话。那是肯定的。

不管聋还是不聋，哑巴从1920年代起就是锯木厂的一个普通员工。这家瀑布木材公司坐落在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年头里，哑巴一直是个清洁工。那么多年来，他的穿戴永远是一顶毡帽、咔叽布的工作衫，粗布的夹克衫罩在连体工装裤外面。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别的什么。他上衣口袋里总装着卫生纸，这是因为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厕所。看见上夜班的人下班后总往自己饭盒里放上一两卷卫生纸，你就知道哑巴的工作有多忙了。

尽管上的是白班，哑巴总带着个电筒。他还带着扳手、钳子、起子和绝缘胶布等工厂技工常带的东西。他们为此取笑哑巴，笑他的作派和他总是带着所有的东西。卡尔?罗易、特德?斯雷德和乔尼?韦特是取笑哑巴的人里面最为恶劣的。但哑巴总是不声不响地忍着。我觉得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父亲从来不取笑哑巴。至少我没见到过。爸爸是个剃着平头的大块头，有着厚实的肩膀、双下巴和一个很大的肚子。哑巴总是盯着那个肚子看。他来到我父亲工作的锉工间，我爸用一个大金刚砂轮锉锯子时，他就坐在一个凳子上，看着我爸的肚子。

哑巴有一栋和别人一样的房子。

那是一栋临河而建、外面贴满焦油纸的房子，离镇子有五六英里的路。房子后面半英里的地方，在草场的尽头有个大石坑，那是州里在附近铺公路时挖的。当时挖了三个相当大的坑，多年下来，它们积满了水。渐渐地，三个水塘汇成了一个。

水塘很深。看上去很阴暗。

哑巴除了房子以外还有老婆。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父亲说那是从像罗易、韦特和斯雷德这样爱管闲事的人嘴里说出来的。

她是个矮小壮实的女人，有一双闪烁的小眼睛。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双眼睛。那次我和彼得?延森一起骑车子，我们停在哑巴家门口要水喝。

她打开门时，我告诉她说我是戴尔?弗雷泽的儿子。我说，“他和——”我突然意识到了。“我是说，和你丈夫在一起上班。我们在骑车子，想要杯水喝。”

“等在这儿。”她说。

她回来时每只手里端着个装着水的锡杯子。我一口喝干了我的。

但她没再给我们水。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当我们准备上车时，她来到前廊的边上。

“小伙子你们有车了，也许哪天我会搭搭你们的车子。”

她咧开嘴笑了笑。相对她的嘴来说，她的牙太大了。

“我们走。”彼得说。我们就走了。

州里我们居住的那块地方没有什么鲈鱼好钓。大多数的鱼是彩虹鳟，一些高山上的溪流里会有少量的红点鲑和玛红点鲑，在蓝湖和环石湖里有些银鱼。除了深秋时在一些活水河里会有回游的虹鳟和三文鱼外，大概就这些了。但你如果是个捕鱼的，这些就足够你忙活的了。没有人钓鲈鱼。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只在照片上见到过鲈鱼。但我父亲在阿肯色和佐治亚州长大时见过很多的鲈鱼，哑巴是他的朋友，他对哑巴的鲈鱼寄以厚望。

鱼运到的那一天，我去了城里的游泳池游泳。因为爸爸要去帮哑巴一把，我记得我回到家后又出门去取鱼——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登罗吉的三个包裹箱。

我们上了哑巴的卡车，爸爸、哑巴和我。

原来这些箱子其实就是木桶，三个木桶被分别放在松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它们立在火车站后面的阴影里，我爸和哑巴两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把一个箱子抬上车。

哑巴小心翼翼地开车穿过镇子，同样小心地一直开到他家。经过院子时他没有停下来，一直开到了水塘的跟前。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他让车灯开着，从座椅下取出一把锤子和卸轮胎用的铁橇，他俩然后把木板箱拖到水塘边上，并开始撬开第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的木桶包着粗麻布，盖子上面有些五分钱大小的洞洞。他们掀开盖子，哑巴用电筒往里面照了照。

里面看上去有上万条手指那么长的鲈鱼在游动。这是个最为奇特的景像，所有这些活的东西都在那儿动着，就像火车运来了一个小型的海洋。

哑巴把桶移到水边并把它倒进水塘。他用手电照了照水塘。但什么也看不见了。你能听见青蛙的叫声，但只要天一黑，在哪儿都能听见。

“让我来弄剩下的箱子。”我父亲说，他伸过手来，好像是要去拿哑巴工装裤上挂着的锤子。但哑巴摇

摇头，缩了回去。

他自己打开了另外两个箱子，在干这件事时他划破了手，在木板上留下了深色的血滴。

从那晚起，哑巴就不一样了。

哑巴现在再也不让任何人靠近那里。他用栅栏把草场围了起来，然后用带倒刺的铁丝电网把水塘围住。听说这么做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

当然，自从那次哑巴赶走了他，我父亲就不再和他来往了。不是因为哑巴不让他钓鱼，请注意，那些鲈鱼才那么一丁点大。而是连看都不让他看一眼。

两年后的某个晚上，我父亲晚下班，我给他送去些食物和一罐冰茶。我看见他正站在那儿和技工斯德?格洛弗说话。我进来时他正说道，“看他那样，你会以为这个傻子是和那群鱼结婚了呢。”

“据我所知，”斯德说，“我觉得他最好用那个栅栏围住他自己的房子。”

这时我父亲看见了我，我见他给斯德使了个眼色。

但一个月以后我父亲终于迫使哑巴去做那件事。采用的方法是：他告诉哑巴必须去掉那些弱小的鱼，这样才能保证其他鱼的成长空间。哑巴站在那儿，一边拽自己的耳朵一边看着地面。爸爸说，就这样了，他明天会过来做这件事，因为这是件非做不可的事。哑巴从来就没有说可以。他只是没说不可以罢了。他所做的只是又拽了拽他的耳朵。

那天爸爸到家时，我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等着他。我翻出了他钓鲈鱼用的旧鱼饵，正在用手指试着三锚钩。

“你准备好了?”他从车里跳出来，冲我喊道。“我去上趟厕所，你把东西放进来。要想开车的话，你可以来开。”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后座上，当他戴着他的钓鱼帽，双手捧着块蛋糕吃着走出来时，我正试着方向盘。

我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是个白皙的女人，金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再用一个莱茵石的发夹夹住。我想着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有没有四处闲逛，她又到底做过些什么。

我松掉手刹车。母亲看着我换好了档，然后，她仍然毫无笑容地回到了屋里。

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把车窗全摇了下来，好让空气进来。我们跨过了莫克西桥，向西转上斯莱特路。两边田地里种着紫苜蓿，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片玉米地。

爸爸把手伸出车窗。他让风把他的手向后推。看得出来他很兴奋。

没多久我们就开到了哑巴家。他戴着帽子从屋里走出来。他老婆在窗户那儿向外看。

“你炸鱼的锅准备好了吗?”爸爸冲着哑巴大声嚷嚷道。但哑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车子看。“嗨，哑巴!”爸爸喊道。“嗨，哑巴，你的鱼竿呢，哑巴?”

哑巴把头快速地前后晃动。他把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看看地面又看看我们。他的舌头耷在下嘴唇上，他开始把脚往泥地里踩。

我挎上鱼篓，拿起我的鱼竿并把爸爸的递给了他。

“我们可以走了吗?”爸爸说。“嗨，哑巴，我们可以走了吗?”

哑巴脱掉帽子，他用头蹭了一下脱帽子的那只手的手腕。他突然转过身，我们跟在他的后面，穿过像海绵一样的草场。每走过二十尺左右，就会有一只鹬从旧水沟的草丛里跳出来。

在草场的末端，地面开始渐渐地下坡，变得干燥和有很多的石头，到处是荨麻丛和低矮的橡木丛。我们切到右边，顺着一条旧的车辙穿过一块长着齐腰高乳草的草地，我们拨开草往前走，草梗顶端干了的荚物发出愤怒的嘎嘎声。现在，越过哑巴的肩膀我能看见水面的闪光，我听见爸爸喊道，“哦，老天，你看哪!”

但哑巴慢了下来，不停地抬起手把他的帽子在头上前后转动，后来他干脆停了下来。

爸爸说，“哎，你在想什么呢，哑巴?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吗?你觉得我们该怎么着?”

哑巴湿了湿他的下嘴唇。

“你这是怎么了，哑巴?”爸爸说。“这是你的水塘，不是吗?”

哑巴往下看了看，捻掉工装裤上的一个蚂蚁。

“嗯，见鬼了，”爸爸说，呼出一口气。他掏出怀表。“如果你还没改主意的话，我们乘着天还没太黑赶快动手吧。”

哑巴把手放在口袋里，向水塘转过身去。他又开始往前走，我们在后面跟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塘了，浮上来的鱼在水面激起涟漪。不时会有一条鲈鱼跃出水面又落回去，溅起一片水花。

“我的老天。”我听见我父亲说道。

我们来到水塘边一个开阔的地方，一片像是河滩的碎石地。

爸爸向我做了个手势并蹲了下来。我也蹲了下来。他专注地看着我们前面的水，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专注。

“我的天哪。”他低声说道。

一群鲈鱼在慢慢地游着，二、三十条左右，没有一条轻于两磅。它们“呼”地一下游走，又游转回来。

它们之间靠的那么紧，好像在相互碰撞。它们游过时，我能看见它们厚眼皮下的大眼睛在看着我们。它们。“哗”地一下又游开了，然后又游了回来。

它们是自找的。不管我们是站着还是蹲着都无所谓。鱼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存在。我跟你讲，这景象真是值得一看。

我们在那儿坐了好一阵，看着那群鲈鱼无辜地游来游去。这期间哑巴一边拉着自己的手指，一边四处张望，像是在等着谁。水塘里到处都是鲈鱼在用鼻子吸水，跳出水面又摔回去，或者浮出水面，把脊背露在外面游动。

爸爸做了个手势，我们站起来准备抛竿。我跟你讲，我激动得发抖。我几乎无法把带着鱼饵的鱼钩从鱼竿的木手柄上解下来。正当我把鱼钩往下扯时，我感觉到哑巴粗大的手指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看了看，作为回答，哑巴朝我爸那个方向扬了扬下巴。他的要求非常清楚，只能有一根竿。

爸爸脱掉帽子又戴上它，他来到我站着的地方。

“你继续，杰克。”他说。“没关系，儿子，你来钓。”

我在抛杆前又看了眼哑巴。他的脸变得很僵硬，下巴上挂着一丝细细的口水。

“它咬钩时使劲往回拉，”爸爸说。“婊子养的嘴硬得和门把手一样。”

我松开导线环，把胳膊向后伸展。我把鱼饵一下子甩出去四十好几尺。没等我把线收紧，水里就炸开了锅了。

“钓它!”爸爸大声喊道。“钓这个婊子养的!就钓它!”

我往回猛拉了两下。我钓到它了，鱼竿弯成了弓，来回猛烈地摇晃。爸爸不停地喊着该怎么做。

“放线，放线!让它跑!再给它点线!现在收线!收线!让它跑!哦!看见了吧!”

这条鲈鱼在水塘里到处乱窜，每次从水里钻出来，都使劲地摇头，你甚至可以听见鱼饵震动的声音。它然后又游走了。但渐渐地我把它给遛累了，并把它拉到了近处。它看上去非常大，也许有六七磅重。它侧身躺着，身体在摆动，嘴张着，鳃在一张一合。我膝盖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但我抓住鱼竿，鱼线绷紧了。

爸爸穿着鞋趟水过来。但当他伸手去拿鱼时，哑巴开始发出气急败坏的咕哝声，他摇着头，挥舞着手臂。

“你现在又要搞什么鬼，哑巴?这孩子钓到一条我见到过的最大的鲈鱼，他不会把它放回去的，我发誓!”

哑巴继续着他的动作，朝着水塘打着手势。

“我不会让儿子把鱼放跑的。你听见没有，哑巴?你要是觉得我会那么做的话你最好再重新想一想。”

哑巴伸手来抓我的鱼线。同时，鲈鱼也缓过来了一点。它翻过身又游了起来。我大叫，失去了理智，一把按住卷线器上的刹车并开始收线。鲈鱼做了最后一次疯狂的挣扎。

就这样。鱼线断掉了。我几乎摔了个四脚朝天。

“走，杰克。”爸爸说，我见他一把抓起他的鱼竿。“走，该死的蠢货，别让我把他给揍趴下来。”

那年的二月河里发起了大水。

十二月的前几个礼拜雨下得很大，圣诞节前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地都冻上了。雪都在原地呆着。但快到一月底时，刮起了切努克风②。我一天早晨醒来，听见屋子被风吹得呼呼响，水不停地从屋顶上往下淌。

风一连刮了五天，河水从第三天开始上涨。

“她涨了十五英尺，”我父亲一天晚上说，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比发洪水需要的水位还高了三英尺。老哑巴就要失去他的宝贝了。”

我想去莫克西桥那儿看看河水到底涨了有多高。但我爸不许我去。他说洪水没什么好看的。

两天以后河里的水涨满了，之后就开始向四处溢流。

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奥林·马歇尔和丹尼·欧文斯一起骑车去哑巴家。我们把车停下来，走路穿过和哑巴家接壤的一块草地。

那天的天气很潮湿，刮着很大的风，破碎的乌云快速地移过天空。地面湿透了，我们不停地踩进密集草丛里的污水坑。丹尼刚学会了说脏话，每当污水漫进他的鞋子，他就把刚学会的最难听的脏话全骂出来。我们可以看见看见草场顶端涨了水的河。水位还是很高，水溢出了河道，涌绕着树根，吞蚀土地的边缘。河中间，水流又急又大，不时会有一团树丛，或一棵支棱着树枝的树漂过。

我们来到哑巴的铁丝网跟前，看见一头母牛楔在了铁丝网上。它身体膨胀，皮肤灰里透亮。无论是大是小，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死尸。我记得奥林拿起一根棍子，戳了戳它睁开的眼睛。

我们沿着铁丝网向河那边走。我们不敢靠近铁丝网，因为觉得它可能还带着电。但在一个像是很深的沟渠的边上，铁丝网不见了。它就这么和地面一起陷进了水里。

我们跨了过去，沿着新形成的水渠向前走，这条水渠穿过哑巴的地，通向他的水塘，并从纵向汇入了水塘，又在水塘的另一端为自己弄出一个出口，再蜿蜒曲折地向前流，直到和更远处的河流汇集在了一起。

毫无疑问，哑巴的鱼多半被水带走了。就算没被带走，它们也可以自由进出了。

这时我看见了哑巴。看见他吓了我一跳。我忙向另外两个家伙摆摆手，我们全都趴了下来。

哑巴站在水塘的另一边，靠近水冲出去的地方。他就那么站在那里，是我见到过的最最悲伤的人。

“我真的替老哑巴难过，虽然，”几周后我父亲在晚餐时说道。“注意，这个可怜的恶棍是自找的。但你不得不替他难过。”

爸爸接着说乔治·莱库克看见哑巴的老婆和一个大块头的墨西哥人坐在运动家俱乐部里。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母亲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但我继续吃着，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爸爸说，“真他妈见鬼，比衣，儿子已经够大了!”

他变了许多，哑巴变了。他不再和其他人呆在一起，他不想这样做也没用。自从上次卡尔碰掉他的帽子，哑巴拿着根粗木棍追赶他以后，再也没人愿意和他开玩笑了。但最糟糕的是哑巴现在每周平均旷工一到两天，有人在说他要被解雇的事。

“这人动不动就发怒，”爸爸说。“如果再不注意的话会疯掉的。”

就在我生日前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爸爸在清理车库。那天很暖和，空气流动。你可以看见空气中悬浮着的灰尘。母亲来到后门口，说道，“戴尔，你的电话。我想是弗恩的。”

我跟着爸爸进屋里洗手。说完话，他放下电话转向我们。

“是哑巴，”他说。“他用一把锤子干掉了他老婆，再把自己淹死了。弗恩刚从镇里听到的。”

当我们赶到那里时，车子停得到处都是。通向草场的门开着，我能看见通向水塘的车辙。

纱门被一个箱子顶着半开着，边上站着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男人，他穿着便裤和运动装，肩膀下方戴着个手枪套。他看着我和爸爸从车子里出来。

“我是他的朋友，“我爸对那人说。

那人摇摇头。”管你是谁。别靠近，除非你有正事。”

“找到他了吗?”爸爸说。

“他们还在拖。”这个男人说，调整着他枪套里的手枪。

“我们可以过去吗?我和他很熟。”

男人说，“你可以试试看。他们会赶你走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

我们几乎沿着那天去钓鱼时走过的路线穿过草地。摩托艇在水塘里开动，排出的废气脏兮兮的漂浮在

气艇的后面。你可以看见水从哪里把地面冲开、带走树木和石块的。两艘汽艇里坐着穿制服的人，他们来回开动，一个人驾驶，另一个人在操纵绳子和钩子。

一辆救护车停在碎石子河滩上等着，我们曾在那里钓过哑巴的鲈鱼。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懒洋洋地靠在车子后面吸烟。

其中的一辆摩托艇息了火。我们都抬起头来看。艇后面的男子站起来，开始拉绳子。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臂露出了水面。似乎钩子勾住了哑巴的侧面。手臂沉下去又露了出来，还带着一堆其他的东西。

不是他。我在想。那是老早就在那里的其他东西。

艇前面的那个人来到后面，两人一起把那个滴着水的东西从艇的侧面拉了上来。

我看着爸爸。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

“女人，”他说，“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我不觉得爸爸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从那以后，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坏里变。就像哑巴一样，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那只从水里抬起又落下去的胳膊，像是在挥别好时光和招呼坏时光的到来。因为自从哑巴在那个深暗的水塘里自杀后，除了坏时光，再也没别的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应该发生的?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

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对他也没有一丁点好处。

①威纳奇，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

②切努克风是北美落基山脉东坡的一种干暖西南风。它导致气温快速上升，落雪迅速融化。

严肃的谈话

薇拉的车停在那里，边上没别的车，伯特觉得很庆幸。他拐上车道，在他昨晚掉在那儿的南瓜派边上停了车。派还在原地待着，铝盘底朝天扣着，南瓜泥在地上摊了一圈。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他曾在圣诞节那天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薇拉在此之前就警告过他。她对他讲了实情。她说他六点前必须离开，因为她朋友和朋友的孩子要过来吃晚饭。

他们坐在客厅里，很隆重地打开伯特带来的礼物。他们只打开了他的礼物盒，而其他包着彩色纸张的礼物盒都在树下堆着，等着六点以后打开。

他看着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礼物，等着薇拉解开她礼物盒上的丝带。他看着她撕开包装纸，打开盒盖，取出那件开司米羊毛衫。

“很好看。”她说。“谢谢你，伯特。”

“穿上试试。”他女儿说。

“穿起来。”他儿子说。

伯特看着他儿子，感激他对自己的支持。

她真的去试了。薇拉进了卧室，穿着它走了出来。

“很好看。”她说。

“你穿着很好看。”伯特说，感到胸口有东西在往外涌。

他打开了给他的礼物。来自薇拉的是一张桑德海姆男装店的礼品劵。配对的梳子和刷子来自女儿。一支圆珠笔来自儿子。

薇拉端来汽水，他们聊了一小会儿。但多数时间在看圣诞树。后来他女儿起身去摆放餐厅里的桌子，他儿子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但伯特喜欢他呆着的地方。他喜欢呆在壁炉前面，手里端着杯喝的，他的房子，他的家。 薇拉去了厨房。

他女儿不时拿着样什么走进餐厅。伯特看着她。他看着她把亚麻布餐巾叠起来，放进喝葡萄酒的杯子里。他看着她把一个细细的花瓶放在桌子中央。他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朵花插进花瓶。

一小块带着锯沫和树胶的木头在壁炉里燃烧着。炉边纸盒子里还放着五块备用的。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把它们统统塞进了壁炉。他看着它们都烧着了。然后他喝完汽水，朝院门走去。途中，他看见餐具柜上并排放着的派饼。他把它们叠起来放在他的手臂上，一共六个，每一个用来抵她的十次背叛。

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掉了一块派饼。

自从那天晚上他的钥匙断在锁里后，前门就永远地锁上了。他绕到后面，院门上挂着个花环。他轻轻地敲了敲玻璃。薇拉穿着浴袍。她从里面看着他，皱了皱眉头。她把门打开了一点。

伯特说，“我想就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也想向孩子们道歉。”薇拉说，“他们不在。”

她站在过道里，他站在院子里的一株喜林芋①旁边。他摘掉衣袖上的一个线头。

她说，“我受够了。你曾想放把火把房子烧了。”

“我没有。”

“你就是，这儿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他说，“我能进屋里说话吗?”

她掖紧领口的浴袍，然后转身往里走。

她说，“我一个小时以后要去个地方。”

他四处看了看，树上的灯泡在一明一灭地闪烁。沙发的一端有一堆彩色薄纸和鲜亮的盒子。一只盛着火鸡残骸的大盘子放在餐厅桌子的正中央，火鸡皮还残留在垫盘底的荷兰芹上，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鸟巢。小山似的炉灰塞满了壁炉。那儿还有一些喝空了的可乐罐。一条烟痕沿着壁炉的砖墙向上走，到了壁炉架那里才停了下来，壁炉架的木头已被烟熏黑了。

他回身进了厨房。

他说，“你朋友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说，“如果你想开吵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他拉出一把椅子在厨房的桌旁坐下，正对着那个大烟灰缸。他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把窗帘往边上拉了拉，看了看后院。他看见一辆没前轮的脚踏车头朝下地立在那里。他看见野草沿着红杉木的栅栏生长。 她往炖锅里倒着水。“你还记得感恩节?”她说。“那时我就说过这将是你毁掉的最后一个节日。晚上十点钟不是在吃火鸡而是在吃咸肉和鸡蛋。”

“我知道。”他说。“我说过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

煤气炉的引火又熄灭了。她在炉子跟前，试着把放着锅的煤气炉点着。

“别烧着自己，”他说。“别把自己给烧着了。”

他设想她的浴袍烧着了，他从桌旁跳起来，把她推到在地，滚呀滚地把她滚进客厅，再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她。也许他该先跑进卧室去拿一条被单?

“薇拉?”

她看着他。

“你这儿有喝的吗?我今天早晨需要来一点。”

“冰箱里有点伏特加。”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冰箱里存放伏特加了?”

“别问。”

“好的。”他说，“我不问。”

他拿出伏特加，往柜台上找到的一个咖啡杯里倒了一点。

她说，“你就准备这样喝，就用这个咖啡杯?”她说，“天哪，伯特。你到底想谈点什么?我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我一点钟有堂长笛课。”

“你还在上长笛课?”

“我刚才说过了。怎么了?告诉我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要去做准备了。”

“我想说对不起。”

她说，“你说过了。”

他说，“如果你有果汁的话，我想搀点到伏特加里。”

她打开冰箱门，把里面的东西移动了一下。

“有蔓越橘苹果汁。”她说。

“可以。”他说。

“我要去浴室了。”她说。

他喝着杯中的蔓越橘苹果汁和伏特加。他点了根烟，把火柴扔进了那个总在桌子上放着的大烟灰缸里。他研究着里面的烟蒂。有些是薇拉抽的牌子，有些不是。有些甚至是淡紫色的。他站起身把烟缸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水池底下。

这个烟灰缸其实不是个烟灰缸。这是他们在圣塔克拉拉的一个商场里，从一个留胡子的陶艺人手里买来的大石头盘子。他用水把它冲了冲，再擦干了。他把它放回到桌子上。然后把他的烟在里面摁灭了。 电话铃响起时炉子上的水正好烧开了。

他听见她打开浴室的门隔着客厅冲他喊道。“接一下!我正要去洗澡。”

厨房里的电话放在柜台上的一个角落里，在烤盘的后面。他移开烤盘，拿起了话筒。

“查理在吗?”这个声音说。

“不在。”伯特说。

“那好。”这个声音说。

当他准备去煮咖啡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查理?”

“不在这里。”伯特说。

这次他没有把话筒放回去。

薇拉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擦着头发回到厨房。

他把速溶咖啡舀进盛着开水的杯子里，然后往他自己的那杯里滴了点伏特加。他端着杯子来到桌前。

她拿起话筒，听了听。她说，“怎么回事，谁打来的电话?”

“没有谁。”他说。“谁抽带颜色的香烟?”

“我抽。”

“我不知道你抽那种。”

“嗯，我抽。”

她坐在他的对面喝咖啡。他们抽着烟，用着这个烟灰缸。

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伤心的话，安慰的话，像这一类的话。

“我一天抽三包。”薇拉说。“我是说，如果你真想知道这里的情况的话。”

“我的老天爷。”伯特说。

薇拉点点头。

“我来这儿不是想听这个的。”他说。

“那你来是想听什么的呢?你想听房子烧掉了?”

“薇拉，”他说。“现在是圣诞节。这是我来这的原因。”

“昨天是圣诞节，”她说。“圣诞节来了又走了。”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另一个了。”

“那我呢?”他说。“你以为我盼着过节吗?”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伯特拿起了话筒。

“有人要找查理吗?”他说。

“什么?”

“查理。”伯特说。

薇拉拿过话筒。她说话时背对着他。她转过身来说，“我要去卧室接这个电话。你能否等我在里面拿起话筒后把它挂了?我听得出来，所以我一说话你就挂了它。”

他接过话筒。她离开了厨房。他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清嗓子的声音。他听见薇拉拿起了另一个话筒。她高喊道，“好了，伯特!我接起来了，伯特!”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儿看着它。他打开放刀叉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他打开另一个抽屉。他看了看水池里。他去餐厅找到那把切肉刀。他把它放在热水下面冲着，直到把上面的油污都冲掉了。他把刀刃在衣袖上擦了擦。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锯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把电话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

她走进来。她说，“电话断了。你有没有动电话?”她看了看电话，把话筒从柜台上拿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尖叫道。她尖叫道，“出去，去你该呆的地方去!”她冲着他摇着手里的话筒。“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就去弄一张限制令②来，这就是我要去弄的东西。”

当她把话筒摔在台子上时，它发出“叮”的一声。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的话我就去隔壁给警察打电话。”

他拿起烟灰缸。他抓住烟灰缸的边缘。他拿着它的姿势像是一个准备掷铁饼的人。

“别这样。”她说。“那是我们的烟灰缸。”

他是从院门那里离开的。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什么，但不是很确定。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有些事情必需谈开来，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会再次交谈的。也许等过完节，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比如，他会告诉她说，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烟灰缸。

他绕过车道上的南瓜派，进到自己的车里。他发动起车子，把它放在倒档上。直到放下烟灰缸后，他的行动才方便了一点。

①喜林芋，一种攀缘植物。 ②限制令，是来自法院的一种禁止令。它常用于家庭暴力、性侵犯等情况下，限制一方不得接近另一方。

平静

我那时正在理发。我坐在理发椅上，有三个男人沿着墙根坐在我对面。①这等着理发的男人有两个我以前从没见过。但我认出了他们其中一个，尽管我不能确切地想起在哪里见过他。理发师在我头上忙活时我一直在看着他。那人把一根牙签在嘴里弄来弄去。他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有着短短的卷发。然后我想起那天看到他一身制服制帽的打扮，在一家银行的门厅里，小眼睛很警惕的模样。

另外两个，一个年龄相当地大，满头的灰卷发。他正在吸烟。第三个男人，猜想年龄不会很大，却几乎秃顶了，两边的头发垂挂在耳朵上面。他穿着伐木鞋，裤子沾着机油，油亮亮的。

理发师一只手放在我头顶，把我转过来细细端详。然后他对那个门卫说，“你打到鹿了吗，查尔斯?”

我喜欢这个理发师。我们不很熟悉，还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当我进来理发，他就认出我了。他知道我常去钓鱼，所以我们会聊一聊钓鱼。我认为他以前没有打过猎。但他什么话题都能聊。在这点上，他是一个好理发师。

“比尔，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事儿却又糟透了。”门卫说。他取出牙签将它放在烟灰缸里，摇摇头。“我既打到了又没有打到，所以对你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

我不喜欢这个男人的声音。对一个门卫来说，这种声音不适合。这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声音。

另外两个男人抬起头。年长者正翻阅着一本杂志，吸着烟，另一个小伙子正拿着一张报纸。他们放下手中看的东西，转过头来听门卫讲。

“接着说，查尔斯，”理发师说，“让我们听听。”

理发师又把我的头转了一下，继续用剪子剪。

“我们上了魔岭。老爷子，我，还有小家伙。我们去打那些鹿。老爷子守在岭那边，我和儿子守在这边。孩子那天醉了一夜，看起来糟透了。他脸色发青，喝了一天水，把我和他的都喝了。那时已到了下午，

我们天刚亮就出来了。但我们还盼着，指望岭下的猎人能把一些鹿赶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听到谷底的枪声时，就坐在一根木头后边，观察着猎物。”

“那深谷下边有几处果园。”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很有些坐立不安，把一条腿架着，将他的靴子晃了一会儿，又换另一条腿架上。“那些鹿总在那些果园附近走动。”

“说得没错，”门卫说。“它们在晚上遛进园子，这些杂种，它们吃那些没熟的小苹果。哦，对了，后来我们听到枪声，一只又大又老的公鹿从不到一百英尺远的矮树丛钻出来，我们就坐在那儿严阵以待。孩子和我同时看见了它。当然，他马上卧倒在地开始射击。这个木头疙瘩。那只老公鹿根本没事，结果我孩子根本没吓着它。但它已分辨不出枪声来自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向哪一边逃。然后，我打了一枪，但慌乱中，我只把它打晕了。”

“把它打晕了?”理发师说。

“你知道，把它打晕了。”门卫说。“一枪打在肚子上。就像是这一枪把它打晕了。于是它垂下脑袋开始这样颤抖，它全身都在颤抖。孩子还在射击。我，我感到我就像回到了朝鲜。于是我又开了一枪，但没有射中。随后那只老公鹿先生又挪回了灌木丛。但是，现在，上帝作证，它已经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了。孩子瞎打一气，把该死的子弹也打完了。但是我确实打中了。我把一颗子弹射进了它的肚子。我所说的把它打晕了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呢?”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把报纸卷起来，轻轻地敲着他的膝盖。“后来呢?你一定去追它了，它们每次都找一个难以发现的地方去死。”

“但你追它了?”年长的男人问道，虽然这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追了。我和孩子，我们一起追。但是孩子不顶用，他在追捕中不舒服，我们不得不慢下来。那个笨蛋。”门卫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起来。“整个晚上喝啤酒，擦猎枪，然后说他能打猎。上帝，现在他该明白了。不过，确实我们追它了。也很好追。血流在地上和叶子上，到处都是血。还从没有看见一只公鹿会流这么多的血。我不知道那个倒霉蛋是怎么一路走过去的。”

“有时它们会一直走下去。”拿报纸的小伙子说。“它们每次都找一个难以发现的地方去死。”

“我把孩子臭骂了一顿，因为他总放空枪。当他不服气顶嘴时，我狠狠地掴了他一耳光，就这儿。”门卫指着他脑袋的一侧，裂开嘴笑。“我替他自己打了耳光，这个该死的家伙，他还不够老练，他需要这个。但问题是，天开始黑下来，没法再追了，而且孩子不时呕吐不想再追了。”

“嗯，现在那些野狼会吃掉那只鹿。”拿报纸的小伙子说，“它们和乌鸦，还有兀鹰。”

他展开报纸，把它一直弄平展，然后放在一边。他又架起一条腿，环顾了一下我们，摇了摇头。

那个年长的男人在椅子里转过来，看着窗外，他点了一根烟。

“我估计是这样，”门卫说，“也挺可怜的，这个狗娘养的老东西。所以，比尔，对你的问题，我是既打到了鹿又没有打到。但不管怎样我们桌上有鹿肉，因为最后老爷子捉到了一只小鹿，已经把它带回营地，吊起来，干净利落地取出了它的内脏。肝、心脏、腰子都包在一张蜡纸里，放进了冰箱。一只小鹿，就一只小杂种，但是我父亲很满意。”

门卫环顾了一下理发店，好像记起了什么，然后他拾起他的牙签，又塞进他的嘴里。

那个年长者捻息了烟，转向门卫。他吸了一口气说，“你现在应该马上出去找那只鹿而不是在这儿等理发。”

“你不能那样说话。”门卫说，“你这混蛋，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也见过你。”那个老人说。

“伙计们，够了，这是我的理发店。”理发师说。

“我应该扇你几耳光。”年长者说。

“你应该试试看。”那个门卫说。

“查尔斯。”理发师说。

理发师将梳子和剪子放在柜台上，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他感觉我正想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跳到中间去。“阿伯特，我到现在已经替查尔斯和他的孩子理发很多年了，我希望你不要再争吵下去。”

理发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手一直放在我肩上。

“到外面说去。”拿报纸的小伙子说，他很兴奋，脸红红的，希望发生点什么。

“真的够了。”理发师说，“查尔斯，我不想再听到关于这个话题的任何事儿。阿伯特，下一个就该你理了。喂，”理发师转向那个拿报纸的小伙子，“先生，咱们可从来没见过面，但如果你不插手，我会感激不尽。”

门卫站起来，他说，“我想我迟些再来理发，店里这会儿不对劲。”

门卫出去时，把门带上了，重重的。

年长者坐着，吸着烟。他望着窗外，而后仔细地瞧着手背上的什么东西。然后他站起来，戴上他的帽子。

“对不起，比尔，”年长者说，“我能再挨几天。”

“好吧，阿伯特。”理发师说。

当那个老头出去后，理发师跨步到窗边看着他的离去。

“阿伯特患肺气肿快死了。”理发师在窗边说，“我们过去常一起钓鱼，他把怎么钓鲑鱼的门道统统教给了我。那些女人，她们常常爬在这老家伙身上做窝。不过他后来脾气大了。但说实在的，有时也是被逼出来的。”

拿报纸的男人坐不下去了，他站起来四处走动，有时停下来一样一样的瞧，比如帽架，比尔和他朋友的相片，从五金店拿来的有全年每个月风景的月历。他翻着每一页。他甚至站在那儿细看比尔挂在墙上镜框里的营业执照。然后他转过身说，“我也要走了。”他这样说了，也真的走了。

“那么，你要不要我理完这个发?”理发师对我说，好象我是这一切事的起因。

理发师把我在椅子里转过来对着镜子，他把手放在我头两边，最后一次摆好我头的姿势，然后他把头低下来紧挨着我的头。

我们一起望着镜子，他的手仍在为我的头发定型。

我望着自己，他也望着我。但即使他看出了什么，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

他用手指在我发间梳理，他梳得很慢，好像在想着别的什么事。他用手指在我发间梳理，他梳得很温柔，就像一个情人做得那样。

那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新月城，上边不远是俄勒冈州边境。不久我就离开了。但如今我又想起那个地方，想起新月城，想起我和妻子在那儿怎样试着过一种新生活，也想起那天上午在理发椅上我是怎样下定决心离开的。如今，我又想起我闭上眼睛让理发师的手指在我发间移动时所感到的平静，想起那些手指的温馨，那些已经开始生长的头发。

① 按美国习俗，顾客通常背对大镜，面向后墙，所以能直接看到墙根的人。

大众力学

那天一大早就开始变天了。雪融化为一股股脏水，从那对着后院的齐肩高的小窗上流下。街上，一辆辆车子驶过，溅起片片泥水。外边越来越暗。里面也越来越暗。

她来到门口时，他正在卧室里，朝箱子里塞着衣服。

你要走，我太高兴了!你要走，我太高兴了!她说。听见了没有?

他继续往箱子里放东西。

婊子养的!你要走，我真是太高兴了!她哭了起来。你甚至都无法正视我，你行吗?

随后，她注意到了放在床上的孩子的照片，将它捡了起来。

他望着她，她擦了擦眼睛，瞪了他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回到了起居室。

把那照片给我拿回来，他说。

你还是收拾好你的东西走人吧，她说。

他没有搭腔。他系好箱子，穿上外衣，望了一眼卧室后才关上了灯。随后他走出卧室，来到了起居室。

她抱着孩子，站在小厨房的门口。

我想要孩子，他说。

你疯了吗?

没有，我想要孩子，我会让人过几天来拿他的东西的。

你可别碰这个孩子，她说。

孩子哭了起来，她将毯子从他头边拉开了一点儿。

噢，噢，她望着孩子说。

他朝她一步步逼近。

看在上帝的份上!她说。她往厨房里退了一步。

我想要孩子。

滚出去!

她转过身去，试图抱着孩子走到炉子后面的角落里。

但他走上前来。他越过炉子，双手紧紧抓住了孩子。松手，他说。

滚开，滚开!她哭叫着。

孩子满脸通红，发出阵阵尖叫。混战中，他们击倒了挂在炉子后面的一只花瓶。

这时，他将她逼到了墙边，力图掰开她的手。他抓住孩子，拼命拉着。

松手，他说。

别这样，她说。你伤着孩子了，她说。

我没有伤着孩子，他说。

厨房窗口已看不见光。几乎在一片漆黑中，他一只手使劲掰着她的拳头，另一只手将尖嚎的孩子夹在腋下。

她感到自己的手指已被强行掰开。她感到孩子正离她而去。

不!她刚一松手便大叫了起来。

她要这孩子。她抓住孩子的另一只胳膊。她抱着孩子的腰，往后拽着。

但他怎么也不松手。他感觉孩子就要从手中滑落，于是使劲往后拽着。

就这样，问题得到了解决。

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

她来米兰过圣诞，想知道她孩提时的事情。

告诉我，她说。告诉我我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呷着利口酒，专注地看着他，等着。

她是个时髦、苗条、很有吸引力的姑娘，从头到脚无可挑剔。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说。

你想得起来，她说。讲嘛。

你想听什么?他问道。我还能告诉你些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还是个婴孩时的事。它与你有关，他说。但关系不大。

告诉我，她说。但先再给我俩倒杯酒，待会就不用在半截上停下来了。

他端着酒从厨房回来，在椅子上坐好，讲开了。

这个十八岁的男孩，在和他十七岁的女朋友结婚时，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呢，但他们爱得死去活来。没多久，他们就添了个女儿。

这个孩子在十一月末的一个寒流里降生，正赶上这一地区水鸟的高峰期。男孩喜欢打猎，明白吗，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男孩和女孩，现在是丈夫和妻子，是父亲和母亲了，他们住在一个牙医诊所下面一个三居室的公寓里。他们每晚打扫楼上的诊所，用此来交换房租和水电费。夏天他们还得维护草地和花木，男孩在冬季要把过道的雪铲掉并在路面上洒上粗盐。你还在听我讲吗?你听出点什么来了吗?

我在听，她说。

那就好，他说。有一天，牙医发现他们在用他的专用信纸写信。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窗外看了片刻。他看着石板屋顶和不停飘落在上面的雪花。

就讲这个故事，她说。

这两个孩子非常相爱。此外，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幻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

男孩和女孩睡在卧室里，婴儿睡在客厅里的婴儿床上。要说婴儿那时大概才三个月大，刚刚开始睡过夜。

一个周六的晚上，男孩干完楼上的活后，呆在牙医的办公室里，给他爸爸打猎的老朋友打了个电话。

卡尔，那人拿起话筒时他说，管你信不信，我做父亲了。

祝贺你，卡尔说。妻子怎样?

她没事，卡尔。大家都好。

那就好，卡尔说。真替你们高兴。如果你来电话是问打猎的事，你听我跟你讲。成群成群的大雁都飞来这儿了。打了这么多年的猎我还从没见到过这么多。我今天打了五只。明天一早我还去那里，你如果想去的话，可以一起走。

我要去，男孩说。

男孩挂了电话，下楼对女孩说了。她在一旁看着他整理东西。猎装、子弹袋、靴子、袜子、打猎帽、长内衣和猎枪。

你什么时候回来?女孩问。

大概中午吧，男孩说。但有可能要到六点。那样会太晚吗?

没事，她说。孩子和我没问题。你尽管去，玩开心点。等你回来后，我们把宝宝打扮一下，去萨利那儿看看。

男孩说，听上去是个好主意。

萨利是女孩的姐姐。长得很吸引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她的照片。男孩有点爱上了萨利，就像他有点爱上贝西一样，贝西是女孩的另一个姐姐。男孩过去常对女孩说，如果我俩没结婚的话，我会去追萨利。

那贝西呢?女孩曾问过。我虽不想承认，但我真的觉得她比萨利和我都好看。她怎么样?

贝西也行，男孩说。

晚饭后，他把炉火调大，帮着她给婴孩洗澡。他再次为婴孩的长相感到惊讶，婴孩一半的特征像他，一半像女孩。他给这个小身体擦上粉，又往手指和脚趾间洒了点粉。

他把洗澡水倒进淋浴池里后，就上楼查看天气。外面的天气阴冷。曾经是草坪的地方看上去像块帆布，在街灯下面显得僵硬灰白。

雪堆积在过道的两侧。一辆车开过，他听见轮胎压过沙子发出的声音。他想像着明天的情形，雁群在他头顶打转，枪托撞击着他的肩膀。

然后他锁上门下了楼。

上床后他们想读点什么，但两人都睡着了，先是她，手里的杂志陷进了被窝。

他被孩子的哭声弄醒。

外面的灯亮了。女孩站在小床边上，摇晃着手臂里的小宝宝。她放下婴孩，关了灯，回到床上。

他听见了婴儿的哭声。这次女孩没动窝。婴儿断断续续地哭了一阵，停了下来。男孩听了一会儿，又打起盹来。但婴孩的哭声又把他吵醒了。客厅里灯火通明。他坐起来并打开台灯。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孩说，抱着孩子来回走动。我已给她换了尿片，又喂过她了。但她还是哭个不停。她不停地哭。我累死了，真担心她会从我手上掉下来。

你上床来，男孩说。我抱她一会儿。

他爬起来接过孩子，女孩回到床上躺下。

再摇她一小会儿，女孩在卧室里说。说不定她就睡着了。

男孩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他用膝盖轻轻颠着她，直到她闭上了眼睛。他自己的眼睛也快合上了。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把婴孩放进婴孩床。

现在是四点差一刻，他还可以睡上四十五分钟。他爬上床，睡着了。但几分钟后，婴孩再次哭了起来。这一次，俩人都爬了起来。

男孩做了件很糟糕的事情。他诅咒了一声。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这是怎么了?女孩对他说。也许她生病了。也许我们不该给她洗澡。

男孩抱起婴孩。婴孩蹬了蹬脚，笑了。

你看，男孩说，我真的不觉得她有什么病。

你怎么知道的?女孩说。过来，把她给我。我知道我该给她吃点药，但我不知道该吃点什么。

女孩再次把婴孩放下来。男孩和女孩都看着婴孩，婴孩又哭了起来。

女孩抱着孩子，宝贝，宝贝，说话时她眼里含着眼泪。

有可能她的肚子不舒服，男孩说。

女孩没理他。她不停地摇晃着手臂里的婴孩，一点不在意男孩的存在。

男孩等了一会。他去厨房烧上做咖啡的水。他在短裤和T恤衫外面套上羊毛内衣，然后穿上外衣。

你干嘛?女孩说。

打猎去，他说。

我觉得你不该去，她说。她这种样子，我不想一人留下。

卡尔计划好我去的，男孩说，我们计划好了。

我才不管你和卡尔计划好什么，她说。我根本不在乎卡尔。我甚至都不认识这个人。

你过去见过卡尔，你认识他，男孩说。你说你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知道这个，女孩说。

关键是什么?男孩说。关键是我们计划好了。

女孩说。我是你的妻子。这是你的孩子。她病了还是怎么了。你看看她。不然她为什么要哭?

我知道你是我的妻子，男孩说。

女孩哭了起来。她把宝宝放回小床，但婴孩又哭上了。女孩用她的睡衣袖子擦了擦眼睛，又把她抱了起来。

男孩系上鞋带，穿上衬衫、毛线衫和外套。厨房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尖叫声。

你必须做个选择，女孩说。卡尔还是我们。我是认真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男孩说。

你听见我说的了，女孩回答道。如果你想要个家的话，你必须做个选择。

他们盯着对方看了一会。男孩拿上他的打猎用具走了出去。他把车发动起来，绕到车窗前，像做着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似的，刮着上面的冰。

他关掉了引擎，在里面坐了一会儿。他下了车，回到了屋里。

客厅的灯亮着，但女孩已在床上睡着了，孩子在她身旁睡着了。

男孩脱掉他的靴子，又*其他衣服。他只穿着袜子和长内衣，坐在沙发上看星期天的报纸。

女孩和孩子继续睡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去了厨房，开始煎咸肉。

女孩穿着睡袍走出来，用手臂搂着男孩。

嗨，男孩说。

对不起，女孩说。

没什么，男孩说。

我不想那么凶来着。

是我不对，他说。

你坐下，女孩说。华夫饼加煎咸肉如何?

很不错，男孩说。

她把咸肉从煎锅里取出来，和好做烘饼的面。他坐在桌旁，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

她在他面前放了个盘子，里面有咸肉和一张华夫饼。他往上面抹上黄油，浇上糖浆。但当把饼切开时，他把盘子打翻到了他的腿上。

怎么搞的，他说，从桌旁跳了起来

如果你能看见你自己的话，女孩说。

男孩低头看着自己，看见所有的东西都粘在他的内衣上面。

我饿坏了，他说，摇摇头。

你是饿坏了，她大笑着说。

他扒下羊毛内衣，把它往浴室门那儿一扔。然后他张开两臂，她钻了进来。

我们不再吵架了，她说。

男孩说，不会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他们的酒杯倒满。

完了，他说，故事结束了。我承认这算不上个什么故事。

很有趣，她说。

他耸耸肩，端着他的酒来到窗前。天已经黑了，但雪还在下。

事情在变，他说。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变的。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不按照着你的愿望来变。

对，真的是这样，可是――但她只开了个头，没再说下去。

她搁下了这个话题。从窗子的反光里，他看见她正在琢磨着自己的指甲。稍后她抬起头，欢快地问他究竟打不打算带她参观一下这座城市。

他说，穿上你的靴子，咱们走。

但他仍然呆在窗前，回忆着那段生活。他们曾经笑过。他们曾经相互依偎，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而其他的一切――寒冷的天气以及他将要去的地方――都不在他的思绪里，起码目前是这样的。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餐桌上放着冰桶。杜松子酒和奎宁水被不停地传来传去，不知怎么的，我们就谈到爱情这个话题上来了。梅尔认为真正的爱情决不次于精神上的爱。他说他离开去上医学院时，已在神学院里呆了五年，他说回顾在神学院的那些日子，仍然觉得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特芮说在梅尔之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男人非常爱她，爱到想杀死她。特芮说，“有一天晚上他揍我，拽着我的脚踝在卧室里拖来拖去，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这个婊子。’他不停地把我在卧室里拖来拖去，我的头不断磕着东西。”特芮看了看大家，“碰到这样的爱情你们怎么办?”

她瘦得皮包骨，有一张漂亮的面孔，深黑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直拖到背上。她喜欢绿宝石做的项链和长长下垂的耳环。

“我的天哪，别犯傻了。那不是爱， 你知道这个。”梅尔说，“我不知道你该叫它什么，但你绝对不能把它叫做爱情。”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认为那就是爱情。”特芮说，“也许对你来说这很疯狂，但它同样是真实的。人和人不一样，梅尔。不错，有时他是有些疯狂的举动，我承认。不过他爱我， 或许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确爱我，那里面有爱情，梅尔，别说没有。”

梅尔嘘了口气，端起酒杯转向我和劳拉。“那个人威胁要杀死我。”梅尔说。他喝干杯中的酒， 伸手去拿酒瓶。

“特芮很浪漫，特芮是那种踢—我—我—才—知—道—你—爱—我类型的人。特芮，亲爱的，别那样。”梅尔把手伸到桌子对面，用手指摸了摸特芮的脸颊。他冲她咧嘴笑了笑。

“他现在想和解了。”特芮说。

“和什么解?”梅尔说，“有什么好和解的?我清楚我知道什么，就这些。”

“我们怎么就说到这个话题上来的呢?”特芮说，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梅尔满脑子都是爱情。”她说，“是吧?亲爱的。”她笑了笑。我想这个话题应该结束了。

“我只是不想把艾德的所作所为叫做爱情。我没别的意思，亲爱的。”梅尔说，“你们怎么看?”梅尔转向我和劳拉，“你们觉得那是爱情吗?”

“你问错人了。”我说，“我连那个人都不认识，只是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我怎么会知道。你得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我想你的意思是说爱情是一种绝对。”

梅尔说:“我说的这种爱情是指，我说的这种爱情是，你不会想着去杀人。”

劳拉说:“我对艾德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过谁又能够评判他人呢?”

我碰了碰劳拉的手背，她冲我快速地笑了笑。我抓起她的手，它很温暖，指甲光洁，修剪得十分整齐。我用手指攥住她的手腕，把她搂到怀里。

“我离开他时，他喝了老鼠药。”特芮说，她双手紧抱双臂，“他们把他送到圣达菲的医院。那时我们住在那里，大约有十里远。他们救了他的命。但他的牙龈因此变了型。我是说它们从牙齿上脱开了，牙齿像狗牙一样立着。我的天哪。”特芮说。她沉默了一会儿，松开两臂，端起酒杯。

“人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劳拉说。

“他现在消停了。”梅尔说，“他死了。”

梅尔把一小碟酸橙递给我，我拿了一块，把汁挤进酒里，用手指搅了搅冰块。

“后来更糟了。”特芮说，“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就连这件事也给搞砸了。可怜的艾德。”特芮摇了摇头。

“什么可怜的艾德。”梅尔说，“他非常危险。”

梅尔四十五岁，身材瘦长，满头松软的卷发，脸和胳膊都因打网球晒成了棕黑色。没喝醉的时候，他的每个动作和手势都很精确，非常的谨慎。

“可他确实是爱我的，梅尔，你得同意这个。”特芮说，“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请求。他爱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说的。但他爱我，你能同意这一点，是吧?”

“你说他给搞砸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身子往前倾，她把双肘搁在桌上，两手握住酒杯。她瞟了眼梅尔，又瞟了眼特芮，单纯的脸上带着迷惑的神情等着答案，好像很奇怪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朋友身上呢。

“他自杀时怎么给搞砸的?”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梅尔说。“他用他买的点二二手枪威胁我和特芮。噢，我不是开玩笑。这家伙老是威胁我们。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像逃犯一样。我自己甚至买了一支枪。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的人?但我真的买了， 用来自卫，就放在车子仪表板旁的匣子里。有时我必须在半夜离开公寓去医院，知道吗?我和特芮那时还没结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归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时，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半夜接到出诊电话，必须在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还没走近车子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灌木丛里窜出来或是从汽车后面给我一枪。我是说，这个人疯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装一个炸弹之类的东西。他没日没夜地打我的服务专线，说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他就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你们讲，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特芮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劳拉说，“可是他开枪自杀后到底怎样了?”

劳拉是个法律秘书。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彼此相爱外，我们相互欣赏并愿意在一起呆着。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屋里朝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经理。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不可救药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了。特芮知道后想去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场。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劳拉问。

“他死时我在他的房间里陪着他，“特芮说，“他再也没能醒过来，但我一直陪着他。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梅尔说，“如果你把那叫做爱情。那就请便吧。”

“那是爱情，”特芮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愿意为它而死，他确实为它死了。”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会称它为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没有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死。我见过许多人自杀，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死。”

梅尔把手放在脖子后面， 椅背向后倾斜着。“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它就归你了。”

特芮说，“我们那时很害怕。梅尔甚至立了一份遗嘱，并写信给他在加州做过特种兵的弟弟，告诉他一旦发生不测好去找谁。”

特芮喝着杯子里的酒。“梅尔是对的——我们过得像逃犯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梅尔，是不是呀，亲爱的?我甚至报过警，但警察也无能为力。他们说必须等艾德真的干了什么才能采取行动。那不是笑话吗?”特芮说。

她把最后一滴酒倒进杯里，晃了晃瓶子。梅尔起身到橱柜旁，从里面又拿出一瓶来。

“嗯， 尼克和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劳拉说，“我是说，对我俩而言。”她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膝盖。“你该说点什么了。”劳拉说，把笑脸转向我。

作为回答，我拿起劳拉的手举到嘴边，很夸张地吻了一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我们很幸运。”我说。

“你们两个家伙，”特芮说，“快别那样，真让我恶心。你们还在蜜月期，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还狂热着呢，真是的。等着瞧吧。你俩在一起多久了?有多久了?一年?一年多?”

“有一年半了。”劳拉笑着答道。脸上泛起红晕。

“哦，那么，”特芮说，“等着瞧吧。”

她端着酒杯一动不动地看着劳拉。

“我只是开个玩笑。”特芮说。

梅尔打开杜松子酒，围着桌子给大家倒酒。

“嘿，伙计们，”他说。“咱们干一杯。我建议大家干一杯。为爱情干杯。”梅尔说。

我们碰了碰杯。

“为爱情。”我们说。

后院里，一只狗叫了起来。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叶子轻声拍打着窗玻璃。下午的太阳好像进到屋里来了，光线充沛舒适。我们有了如临仙境的感觉。我们再次举起酒杯，冲着彼此咧嘴笑着，像是一群商量好要去干一件不让干的事情的孩子。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梅尔说。

“我是说，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作结论。”他又往杯子里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块冰和一片酸橙。我们一边呷着酒，一边等着他。劳拉和我又碰了碰膝盖，我把一只手放在她温暖的大腿上，再也没挪开。

“我们当中有谁真正懂得爱情吗?”梅尔说，“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些爱情的新手。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这没错，我不怀疑这点。我爱特芮，特芮爱我，你们俩也彼此相爱。你们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种爱是什么。肉体上的爱，那种把你驱向某个特别的人的冲动，还有对另一个人的本质的爱，爱他或她精神上的东西。肉欲之爱和……好吧，就叫它情感之爱吧，就是每天都关心着另外那个人。但有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我爱过我第一任妻子这个事实，但我爱过。我知道我爱过。所以我想就这点而论，我很像特芮。像特芮和艾德。”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爱我前妻胜过爱我的生命。但现在我从心里恨透了她。我真的是这样。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呢?那个爱情怎么了?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是我想知道的。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再有就是艾德。好吧，我们又说起艾德了。他那么爱特芮，以致于想杀死她，最后他把自己给杀死了。”梅尔止住话头，吞了一大口酒。“你们俩在一起呆了十八个月，你们彼此相爱。从你们的一举一动里看得出来。你们因爱而发光。但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你们也都曾结过婚，像我们一样。甚至在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其他的人。特芮和我在一块儿五年了，结婚也四年了。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不过也是件好事，不幸中的万幸吧，你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假如明天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我错了吗?我说得太离谱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们立刻给我指出来。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清楚，我率先承认这一点。”

“梅尔，看在老天的份上。”特芮说。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腕。“你快醉了吧?亲爱的?你已经醉了?”

“亲爱的，我只是说说话而已。”梅尔说。“行了吧?我不必非得喝醉了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是说，我们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对不对?”梅尔说。他把眼光定在她身上。

“宝贝儿，我不是在批评你。”特芮说。 她端起她的杯子。

“我今天不值班，”梅尔说。“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不值班。”他说。

“梅尔，我们都爱你。”劳拉说。

梅尔看着劳拉，像是认不出她来了似的，像是她不是从前的她了。

“也爱你，劳拉。”梅尔说。“还有你，尼克，也爱你。你们知道吗?”梅尔说。“你们俩是我们的好朋友。”梅尔说。

他端起他的杯子。

梅尔说，“我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是说，我想证明一点。注意了，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现在还没结束，它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行了，”特芮说。“没喝醉的话就别说醉话。”

“闭上你的嘴，哪怕就这一次。”梅尔安静地说道。“你能不能行行好把嘴闭上一分钟?我要说的故事是，有对老夫妇在高速公路上遭了车祸。一个年轻人撞了他们，他们给撞得稀烂，没人觉得他们能挺过来。”

特芮看了看我们，又回头看着梅尔。她看上去有点担忧，也许用这个词来形容太重了一点。 梅尔把酒瓶沿桌子传了一圈。

“那天晚上正赶上我值班，“梅尔说，“那是五月或六月的一天。我和特芮刚坐下准备吃晚饭，医院来了电话，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这起车祸。喝醉了酒的孩子，十几岁的小年轻，开着他爸爸的小货车一头扎进了这老两口开的野营车上。这对夫妇七十来岁。这孩子(大约十八、九岁)没到医院就死了，方向盘穿透了他的胸骨。这对老夫妇还活着，你们知道，我是说，也就剩一口气了。他们遍体鳞伤，多处骨折，内伤，大出血，挫伤，撕裂伤，全了，而且，他们每人都得了脑震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相信我说的。当然，他俩的年龄对他们来说更是双重的打击。要说那女的比那男的还要糟，除了以上说的外，她脾脏也破碎了，双膝的膝盖骨骨折。好在他们系了安全带，天晓得，这才暂时保住了他们的命。”

“伙计们，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广告，”特芮说。“这是发言人梅尔文·麦克吉尼斯博士在发言。”特芮大笑。“梅尔，”她说，“有时你真是太那个了，但我爱你，宝贝。”她说。

“亲爱的，我爱你。”梅尔说。

他隔着桌子探身向前，特芮迎着他。他们接了个吻。

“特芮是对的。”梅尔坐下后说，“系上安全带。言归正传，他们还算有点人形，这俩老的。我赶到时，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像我说的。他就在墙角的一张担架上躺着。我看了一眼那对老夫妇，告诉急救室的护士马上给我找一位神经科专家、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和两个外科医生来。”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会尽量长话短说。”他说，“我们把这两个人抬进了手术室，没命地干了几乎一整夜。这俩人，他们的生命力简直不可思议。你偶尔会碰上这样的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天快亮时，我们给了他们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给她的机会也许还少一点。就这样，他们第二天早上还活着。于是，我们把他们转到特护病房。呆在那里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顽强地支撑着，各方面都越变越好。我们就把他们转回到他们自己的病房。”

梅尔停了下来。“现在，”他说，“咱们干掉这瓶廉价的杜松子酒，然后去吃饭，好不好?我和特芮知道一个新去处，我们就去那儿，到那个新地方去。不过得先把这瓶廉价的烂酒喝完再说。”

特芮说:“实际上我们还没在那儿吃过饭。不过它看起来还不错，从外面看。”

“我喜欢食物。”梅尔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我这辈子可以重来的话，我想当一名厨师，知道吗?是吧，特芮?”

他笑了起来。夹了块冰放进杯里。

“特芮知道，”他说，“她可以告诉你们，不过让我对你们说这个。如果我可以转世投胎到一个不同的年代，你们知道吗?我想投胎成一名骑士。因为穿着那身盔甲你会感到很安全。在枪和火药发明之前，做一名骑士是很不错的。”

“梅尔想骑着马，拿着根长矛。”特芮说。

“走哪儿都带着一个女人的头巾。”劳拉说。

“或一个女人。”梅尔说。

“真不害臊。”劳拉说。

特芮说，“假如你转世成一个农奴。那年头农奴的日子可不好过。”

“农奴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过，”梅尔说。“但我猜就连骑士也是别人的扑人①。难道不是这样?另一方面讲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扑人。不是那样吗，特芮?我喜欢武士，除了女士外，还因为那一身盔甲，要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受到伤害。那会儿没有汽车，知道吧? 不会有喝醉的年青人来撞你的屁股。”

“仆人。”特芮说。

“什么?”梅尔说。

“仆人。”特芮说。“他们叫仆人，不是扑人。”

“仆人，扑人。”梅尔说，“有他妈的什么差别?你反正知道我的意思。行了吧。”梅尔说。“我没文化，我知道我的那点玩意儿。我是心脏外科医生，没错，但我只是个修理工。我在里面乱整一气，把东西鼓捣好。他妈的。”梅尔说。

“没见你这么谦虚过。”特芮说。

“他只不过是个谦虚的江湖郎中。”我说。“不过梅尔，他们有时会闷死在盔甲里。如果里面太热而他们又累又乏的话，他们甚至要得心脏病。我读到过他们有时会从马背上掉下来，爬不起来了，因为那副盔甲使得他们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有时被自己的马踩在脚下。”

“那太可怕了。”梅尔说。“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尼基②。我猜他们只好躺在那儿等着，直到有人过来把他们做成羊肉串。”

“其他的扑人。”特芮说。

“正是。”梅尔说。“一些仆人会过来把这个狗杂种刺死，以爱的名义，或他妈的那些他们在那时为之而战的东西。”

“和我们现在为之而战的东西一样。”特芮说。

劳拉说，“什么都没变。”

劳拉的脸色还是红红的。她的眼睛发亮。她把杯子送到嘴边。 梅尔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他仔细地看着标签，像是在琢磨一长串数字。他然后慢慢地把酒瓶放在桌上，又慢慢地去拿奎宁水。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劳拉说。“你的故事还没讲完。”

劳拉点不着烟，她的火柴老是熄掉。

屋内的光线和刚才不一样了，变得越来越暗淡了。但窗外的树叶子还在闪闪发亮。我凝视着它们在窗子玻璃和贴着佛米卡贴面的台子上留下的图案。当然，它们和先前留下的不一样了。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我说。

“更老但更聪明了。”特芮说。梅尔瞪了她一眼。

特芮说，“继续你的故事，宝贝，我只是开个玩笑。后来怎样了?”

“特芮，有的时候……”梅尔说

“梅尔，别这样，”特芮说。“别总这么严肃，甜心。连个笑话都受不了?”

“哪儿好笑?”梅尔说。

他握着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妻子。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把目光定在劳拉身上。他说，“劳拉，假如我没有特芮，假如我不是这么爱她，假如尼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爱上你的。我会把你掠走，亲爱的。”他说。

“讲你的故事，”特芮说.“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新地方，可以吗?”

“可以，”梅尔说。“我说到哪儿了?”他说。他盯着桌子看了会儿，又开始了。

“我每天都顺便过去看看他俩，有时一天两次，如果恰好我在那儿有别的事情。石膏和绷带，从头到脚，两个都这样。你们知道，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他们就是那副样子，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只在眼睛、鼻子、嘴那儿留了几个小洞。她还必须把两条腿吊起来。她丈夫抑郁了好一阵子。即使在得知他妻子会活下来后，他的情绪仍旧很低落。但不是因为这场事故，我是说，事故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所有的。我贴近他嘴那儿的小洞，他说不，不是这场事故让他伤心，而是因为他从眼洞里看不到她，他说那才是他悲伤的原因。你们能想像得到吗?我告诉你们，这个男人的心碎了，因为他不能转动他那该死的头来看他那该死的老婆。”

梅尔看了看大家，想要说什么，又摇了摇头。

“我是说，看不见那个狗日的女人，这简直要了那个老狗屁的命。”

我们都看着梅尔。

“你们明白我说的吗?”他说。

也许这时候我们都有点醉了。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阳光从房间里消退，从它进来的那个窗子退了出去。尽管这样，仍没有人站起身来，去打开头顶的灯。

“听着，”梅尔说。“我们喝完这狗日的杜松子酒。剩下的刚够每人一杯。然后我们去吃饭。我们去那个新地方。”

“他有点沮丧，”特芮说。“梅尔，你为什么不吃片药?” 梅尔摇了摇头。“我什么都吃过了。”

“谁都有需要药片的时候”我说。

“有些人生来就需要它们。”特芮说。

她在用她的手指来刮桌子上的东西，稍后，她停了下来。

“我觉得我想给我的孩子打个电话。”梅尔说。“你们都不介意吧?我去给我的孩子打电话。”他说。 特芮说，“要是玛乔里接电话怎么办?你俩听我们说过玛乔里的事吧?亲爱的，你知道你不愿意跟玛乔里说话，那只会使你更加难受。”

“我不想和玛乔里说话，”梅尔说。“但我想和我的孩子说话。”

“梅尔没有一天不唠叨这件事，他希望她再嫁人，要不就死掉。”特芮说，“不说别的，”她说，“她在让我们破产。梅尔说她不结婚是为了故意刁难他。她有个男朋友跟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所以，梅尔也在养着她的男朋友。”

“她对蜜蜂过敏，”梅尔说。“如果我不祈祷她再婚，就祈祷她被一群狗日的蜜蜂扎死。”

“真可耻。”劳拉说。

“呲呲呲呲呲呲呲——”梅尔用手指作蜜蜂状在特芮的喉咙上比划着。然后双手垂下来，一直垂到身子两旁。

“她很邪恶。”梅尔说。“有时我真想装扮成一个养蜂人去找她。你知道吗?戴着那种像头盔一样的帽子，有可以放下来遮住脸的挡板，大手套和防护服。我去敲门，把一窝蜜蜂都放到她屋子里去。当然，我得首先确保孩子们都不在家。”

他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看上去他费了很大的劲。然后，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地板上，身体前倾，

手肘支在桌子上，用双手托住下巴。

“要不我还是不给孩子们打电话了，这恐怕不是个什么好主意。也许咱们直接去吃饭，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我说。“吃或者不吃，或者接着喝。我可以现在就出去，向落日走去。”

“那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劳拉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说。“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可要吃点东西。”劳拉说，“我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有什么可以垫垫的?”

“我去拿点奶酪和饼干。”特芮说。

但特芮只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去拿任何东西。

梅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酒洒在了桌子上。

“酒没了。”梅尔说。

特芮说，“现在干吗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 ①这里梅尔想说“骑士也是别人的仆人”。“仆人”对应的英文为“Vassals”，梅尔把它说成了“vessels”。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拼写错误(a变成了e)，有点像中文里的“白字”。Vessels的中文翻译为“容器、船”，在这里如照字面翻，就没有念白字的味道了。所以可以把“vessels”译成“扑”。在后面的对话里，特芮还会用这个“白字“来讥笑梅尔。 ②尼克(Nick)和尼基(Nicky)都是“尼古拉斯(Nicolas)的昵称。尼基更亲密一点。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还有一件事

L.D.的老婆玛克辛晚上下班回家后发现他又喝醉了，正对着他们十五岁的孩子雷骂骂咧咧的，她让他滚出去。L.D.和雷坐在厨房的桌旁争吵。玛克辛连放下包和脱外套的时间都没有。

雷说：“告诉他，妈，告诉他我们说的。” L.D.转了转手中的杯子，但没有喝。玛克辛用愤怒厌恶的眼光看着他。

“最好别把你的鼻子往你不知道的事情那儿凑。”L.D.说，“我无法对整天坐在那儿读占星术杂志的人认真。”

“这和占星术无关，”雷说。“你没必要来侮辱我。”

说到雷，她已经有两周没去上学了。她说谁都不能强迫她去。玛克辛说这是低收入家庭的一连串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

“你俩都给我闭嘴!”玛克辛说。“我的天哪，我的头已经大了。”

“告诉他，妈。”雷说。“告诉他是他脑子里的问题。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你问题在那儿!”

“那糖尿病呢?”L.D.说。“还有癫痫症?大脑能控制那个吗?”

他在玛克辛的眼皮底下举起杯子，喝干了它：“糖尿病也一样，”雷说。“癫痫症，随便什么!大脑是人体中最有威力的器官，顺便告诉你一声。”

她拿起他的烟，给自己点了一根。

“癌症。癌症怎么样?”L.D.说。

他觉得他可能把她给难住了。他看着玛克辛。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就扯上这个了。”L.D.对玛克辛说。

“癌症，”雷说，冲着他的愚蠢摇摇头。“癌症也一样，癌症也是从大脑开始的。”

“简直是疯了!”L.D.说。他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烟灰缸跳了起来。他的杯子倒了下来并滚到了地上。“你疯了，雷!你自己知道吗?”

“闭嘴!”玛克辛说。 她解开外套的纽扣，把包放在桌子上。她看着L.D.，说道，“L.D.，我受够了。雷也是。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一样。这事我想了很久了。我要你从这里搬出去。今晚。就现在。就这一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L.D.哪儿都没打算去。他把目光从玛克辛转到中午起就在桌上放着的那瓶酸黄瓜。他拿起瓶子，把它从厨房窗户扔了出去。 雷从椅子上跳起来。“天哪!他疯了!”

她走过去站在她母亲身边。她微微地用嘴吸了口气。 “打电话叫警察，”玛克辛说。“他有暴力倾向。快离开厨房，别让他伤着你。给警察打电话。”玛克辛说。

她们退出了厨房。

“我走。”L.D.说。“好，我现在就走。”他说。“这正合我意。反正你们都是一群疯子，这里是疯人院。外面有另一种生活。相信我，这里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疯人院。”

他的脸能感到从窗户上面的破洞吹来的风。

“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说。“外面。”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

“好极了。”玛克辛说。

“好吧，我走。”L.D.说。

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他把椅子猛地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L.D.说。

“你给了我足够多的来记住你。”玛克辛说。

“那就好。”L.D.说。

“走呀，滚出去。”玛克辛说。“我付这儿的房租，我要你走。就现在。”

“我在走。”他说。“别逼我。”他说。“我在走。”

“走呀。”玛克辛说。

“我这就离开这个疯人院。”L.D.说。

他进到卧室，从壁橱里取出一个她的行李箱。这是个旧的白色人造革箱子，其中的一个扣环已经坏掉了。她曾带着它去上大学，里面装满了毛衣。他也上过大学。他把箱子扔到床上，开始往里面放他的内衣、他的长裤、他的衬衣、他的毛衣、他的有铜带扣的旧皮带、他的袜子和他所有其他的东西。他从床头柜上拿了几本杂志供阅读用。他拿了烟灰缸。只要塞得进去，他把能放的东西都放进去了。他扣好那个好的扣环，捆紧带子，然后他想起了卫生间的东西。他从壁橱架子上她帽子的后面找到这个塑料剃须袋。放进他的剃须刀、他的剃须膏、他的爽身粉、他的去味棒和他的牙刷。他也拿走了牙膏。然后他拿走了牙线。

他能听见她们在客厅里低声交谈。

他洗了把脸。把肥皂和毛巾放进了剃须袋。然后，他又放进了肥皂盒、杯子、指甲剪和她卷眼睫毛的夹子。

他无法合上剃须袋，但这没关系。他穿上外套，拎起行李箱。他走进了客厅。

看见他后，玛克辛用胳膊搂住雷的肩膀。

“就这样了，”L.D.说。“这就是再见了。”他说。“我估计除了说再也不想见到你以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也一样，雷。” L.D.对雷说。“你还有你那些疯狂的念头。”

“走呀。”玛克辛说。她抓住雷的手。“你对这个家庭的伤害难道还不够多吗?别停下来呀，L.D.。从这里滚出去，让我们过几天安宁的日子。”

“别忘了，”雷说。“它在你的脑子里。”

“我在走，我能说的就这些了。”L.D.说道。“随便去哪儿。远离这个疯人院。”他说。“这是最关键的。”

他最后环视了一圈客厅，然后他把箱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又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我会保持联络的，雷。玛克辛，你自己最好也离开这个疯人院。”

“你把这里变成了疯人院，“玛克辛说。“如果这里是疯人院，那是你造成的。”

他放下箱子，把剃须袋放在箱子上面。他直起身来，面对着她们。 她们向后退了退。

“当心点，妈。”雷说。

“我不怕他。”玛克辛说。

L.D.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译后记]

小二

当短篇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具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试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销售极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并为他赢得了“美国的契可夫”这一称号。《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杂志经常收到被编辑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就名列其中。

这一文学现象也受到了另一个英语国家文学界的关注，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编辑布福德(BillBuford)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美国小说特刊，他在引言中说道：“美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型小说，这是一种怪异的和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它不仅与英国当下的小说不同，和通常的美国小说也大相径庭。”从外表上看这一类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其叙事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评论家给这类小说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高度写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等等，而布福德则称它为“肮脏现实主义”(dirtyreali*)。两年后，《密西西比评论》也推出了一期这类“新小说”的特刊。编辑赫辛格(KimHerzinger)在题为《论新小说》的引言里表示了与布福德相似的看法：“我猜想出现了一类新的小说，证据是美国主要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的语调和结构以及它们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赫辛格在引言里首次把“极简主义”(minimali*)这一通常用于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术语运用到了文学作品上。从此以后，这一新小说的领军人物卡佛就被一些评论家称作“极简主义之父”。卡佛在世时曾出版过四本重要的小说集，但提起卡佛的小说，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这本小说集，它几乎成了卡佛小说的注册商标，被誉为“极简主义”文学写作的“圣经”。

《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手法，如评论家经常提及的不可靠叙事者、非确定性叙事以及省略和空缺手法等等。具体的表现是小说中常见的修饰性词汇、反映作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不见了。小说的句式和用词简单，叙事者往往远离事件主体，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小说经常由几个像是被照相机和录音机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组成，而这些片段之间的一些有机联系则被人为地省略了，使得小说的情节模糊，故事性不强并具有多义性。在小说结尾处卡佛往往不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说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等。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等等。卡佛特有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在通过阅读过程中产生某种困惑和不自在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助读者理解小说中人物的挣扎和无望。另外，短篇小说这一形式也有助于表现现代社会中的流动性和短暂性、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

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最多的技术手法是省略和空缺，其中包括对事件的起因、故事重要情节以及结局的省略和空缺。比如，在《为什么不跳个舞》里，卡佛并没有交待“他”为什么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旧货卖，但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篇小说后，能够找到正确答案(虽然不是个明确的答案)。在《取景框》里，卡佛没有交待“我”的具体状况，甚至连“我”的名字和性别也没有交待，但读者能够读出“我”这个中年男子目前妻离子散的状况。而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里，卡佛省略了对杰瑞杀人动机和杀人过程的具体描述，使得这一“突发”事件更具震撼性。在《洗澡》里，卡佛对读者很关心的躺在医院

里的小孩命运没作任何交待。而在《大众力学》这篇小小说里，故事在最紧张处嘎然而止。结尾的最后一句(“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给解决了。”)看上去像是个结束，其实卡佛在这里根本没有交待婴孩的命运，但读者不难想像婴孩最可能的遭遇。这种结尾方式就是卡佛所谓的“开放式结尾”，在这本小说集里这种结尾方式比比皆是，如《凉亭》、《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等小说的结尾。

卡佛避免在小说中阐述人物的思想和观点。在他平生最后一篇小说《差事》里，卡佛借助自己文学偶像契诃夫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这一文学观点：“……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点……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结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卡佛认为现实社会里的人的想法和行为大多是无意识的，在很多时候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在《纸袋》里，结了婚的“我”一方面从内心里谴责父亲对婚姻的背叛，另一方面却不时被酒吧里的一名异性所吸引。同样，《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里的梅尔，一方面指责他妻子过去男友的暴力行为，一方面却从伤害前妻的暴力幻想中获得愉悦。而且，尽管梅尔在谈话中不断地谈到自己的理想，其实那只是一些随机和自相矛盾的念头。卡佛正是借此塑造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

卡佛一直着迷于人们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的缺陷。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在很多情况下，人物之间的沟通存在缺陷，对话经常是无头绪的，他们听不清或不愿意听对方的话。这篇小说集里几乎每篇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沟通和表达上力不从心，如《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中》的夫妻。在《严肃的谈话》里，伯特一直在为和前妻沟通作努力，但他缺乏沟通的能力，所说所做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中，女孩在结尾处似乎对生活有了感悟，但她却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在《还有一件事》的结尾处，卡佛把男主角L.D.缺乏沟通能力表现的淋漓尽致：

L.D.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与其说卡佛改变了小说的写作方式，不如说他改变了读者的的阅读方式。卡佛简约的写作手法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那些不完整的情节，似乎没有结局的故事迫使读者思考，更加关心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介入式的阅读对大脑极富刺激，增强了阅读过程中的愉悦。加拿大诗人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称卡佛小说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藏在字里行间，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你不想知道的东西……尽管如此，你想知道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样去做。”

我是在苏童的《一生的文学珍藏》这本书里第一次读到卡佛的小说，苏童所选的是主万先生翻译的《马辔头》。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并被卡佛独特的叙事手法所折服。在阅读了卡佛所有的短篇小说后，我萌发了把卡佛这个著名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忠实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愿望，让大家体验到阅读卡佛小说过程中特有的微妙感受。卡佛的作品看似简单，但翻译起来有一定的挑战，主要是如何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其特有的语调。另外，卡佛喜欢在小说中运用俚语，其中的一些现在已不再流行，这也给翻译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通过翻译卡佛的作品，我结识了一大批卡佛爱好者。我感谢豆瓣卡佛小组聚集的卡佛爱好者对我的期待、鼓励和支持。感谢译林出版社给予我翻译卡佛这部著名小说集的机会。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对我因专注翻译而对她们的疏忽予以容忍，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由于文本皆来源于网络，错别字和标点错误甚多， 修改工作繁重，故文中仍然可能存在类似错误。本书部分文章未收入，且翻译者不一，但都是不错的译文。2010.Lotus 整理。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前言

取景框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凉亭

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

洗澡

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严肃的谈话

平静

大众力学

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

还有一件事